民俗研究（藏文部分）

二、民俗研究

2011年，在藏族民俗文化研究方面涌现出了大批的学术成果，不仅论著种类繁多，且涉及面广。大致可分为物质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两个方面，其中万玛才让的《如何发展藏族民俗文化》（《群文天地》第1期）一文探讨了有关藏族民俗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并就传承和发扬藏族民俗文化的途径方面作了论述。作者在文章中称民俗文化是依附人们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具有集体性，是增强民族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最重要的内在推动力。他认为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挖掘、传承、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民间民俗文化，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有一些理论性的著作及论文发表，如：尖扎•扎布的《民俗搜集与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

藏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藏族的民间音乐种类繁多，又因生活环境、习俗、宗教的影响而显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独特，特别是藏族歌舞音乐一直是藏族民间音乐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体裁和形式。旦增才让编的《藏族民间歌舞文献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简单地介绍了不同种类藏族民间歌舞音乐艺术的概况和特点，并且汇编了藏族各地区流传广泛、朗朗上口、寓意深厚的民间歌舞。

物质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多种：白马多杰的《西藏“天珠”》（《中国西藏》第1期）详细介绍了“天珠”在藏族民俗文化中的意义及其价值。索朗卓玛的《藏族传统饮食器具装饰纹饰》（《中国西藏》第1期）指出纹饰是指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处理而成的艺术形象，体现了某一个时期社会文明程度以及人们的意识形态。器具的装饰纹饰虽然依附于器具而存在，但它本身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藏族人民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装饰纹饰中汲取灵感，创造和变化出符合自己审美习惯的各种题材的装饰纹饰。才华多旦、阿贵的《藏族古碉文化与藏式建筑——访藏族著名学者杨嘉铭先生》（《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是对藏族著名学者杨嘉铭先生的采访。杨先生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人，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藏族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在藏族建筑、古碉、格萨尔造像艺术及藏族面具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著有十余部藏学专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文章主要介绍了杨嘉铭教授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在藏族建筑及古碉文化方面的研究，并对有关藏学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桑杰吉的《浅谈安多藏族妇女头饰之“加垄”》（《群文天地》第4期）介绍了安多藏族妇女头饰之“加垄”具有多种重要功能，包括实用性功能、装饰审美性功能、标志性功能、区示性功能以及祈福性与关怀性功能。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安多藏族妇女头饰之“加垄”是适应安多藏区自然环境、满足生计方式的需要，并受到藏传佛教以及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产物。另外还有沙德志玛的《漫谈藏族糌粑文化》（《群文天地》第4期）、才绒布的《藏族山歌的艺术内涵》（《民族》第1期）、索南项见的《青海化隆支扎地区姑娘辫饰文化》（《群文天地》第4期）、扎果的《青海尖扎地区特大烧饼制作文化探讨》（《攀登》第2期）、格桑卓玛的《藏族吻礼习俗探析》（《攀登》第3期）、才让道吉的《安多玛曲地方的“古多”及其它的由来》（《邦锦梅朵》第1期）等。

精神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航尖才让的《浅谈与“央”一词相关的藏族风俗习惯》（《攀登》第4期）一文详细介绍了“央”这一具有特殊含义的词汇，使广大读者准确把握了藏族“央”文化的含义，弄清了它的内涵、构成体系以及价值作用。桑德龙珠的《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吉仁赛马节》（《雪域文化》第3期）一文通过介绍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西藏“当吉仁赛马节”，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基础日渐狭窄，现代生活方式对它的消解以及灾害性破坏、建设性破坏，都对其存在形态构成不同程度的危害，西藏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失或者濒临灭亡，由于缺少继承人，人死技亡的现象一再发生，很多遗产成为无人能解的千古之谜，给世人留下了遗憾。因此，尽快实施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显得极为必要。巴顿•才项多杰的《藏族婚礼中箭交换习俗及其文化内涵》（《青海民族大学》第1期）一文依据神话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对藏族婚姻传说以及当今婚礼中“箭”的交换及其文化含义，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指出藏族婚俗中“箭”的交换，是原始先民生殖文化理念的再现，它既象征着男人的生命和生殖力，表达出繁衍后代的美好心愿，又充当着“央”观念的载体，即箭的交换体现着“央”的流动。李加太的《热贡鲁若仪轨渊源考》（《青海民族大学》第1期）主要从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的角度对流行于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流域的六月会主体节目之一“鲁若”进行了探析，对其形成和特点等问题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并就“鲁若”的历史和宗教渊源关系，民俗形成过程，以及对军事、生产活动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拉巴平措在《试析藏族土葬习俗》（《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中介绍了西藏最古老的葬俗——土葬，作者在文章中介绍青藏高原众多新石器时代墓葬群的考古发掘说明远古时期藏族就流行土葬，到吐蕃时期，土葬成为藏族占统治地位的葬俗，吐蕃盛时，土葬制也发展到顶点，成为藏族最高贵的葬俗，吐蕃王室高大雄伟的瞳摹至今耸立在西藏山南琼结，繁缛的丧葬仪礼，众多的殉葬品，无不显示着当时土葬制的辉煌。但随着吐蕃王朝的没落，公元877年暴动的平民奴隶捣毁了吐蕃王室陵墓，土葬制度的统治地位被随佛教思想传播而来的天葬所取代。文章还简单介绍了后宏期天葬葬俗取代土葬的历史过程。泽仁邓珠的《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意义》（《民族》第3期）认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就是要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出发，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不能因某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就歧视或侮辱他们；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保持或改革，应由该民族的干部群众去决定，别的民族或个人不能强制或干涉；任何民族不能以自己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别的民族，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对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同风俗习惯有关的事情。这一方面的论文还有普热杰的《甘南阿木曲乎尼玛龙村的新年习俗》（《群文天地》第2期）、桑德合加的《浅论藏族煨桑习俗》（《邦锦梅朵》第2期）、乌金坚才的《略说阿里普兰县过年习俗》（《邦坚梅朵》第4期）、索贝的《简述藏族民间主要节庆》（《攀登》第3期）。其中，索贝的文章主要介绍了藏族民间节日文化，提出不仅要研究节日的来源、节日的类型、节日的特点及节日的功能，还应该研究节日文化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因为藏族节日是在藏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受到了不同时期主体文化的影响。在节日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精华与糟粕、文明与愚昧、健康与腐朽的成分。因此，必须消除凡是传统的都是民族的，民族的都是优秀的思想观念，将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引导到文明、健康、有益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