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藏语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首先,藏语本体研究与汉藏语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成果较多,这说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注重语言本体研究的传统在藏语文研究领域有着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学者们透过对藏语文自身某种语言现象的分析,将此类语言现象与汉语以及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使读者对藏语语言现象有了更细致深入的认识。这些成果表明藏语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其次,藏语计算语言学与实验语音学,作为藏语文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兴学科,其发展态势蒸蒸日上。在过去的一年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全部的藏语文研究成果中占很大的比重,这表明藏语文的研究无论从实验手段、研究设备还是理论水平都有大幅提高。此外,关于藏语文教学、使用、翻译等领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下面按研究涉及的相关领域分别介绍。
一、藏语文本体研究与比较研究
语言的本体和比较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该选题一直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焦点,2011年度的藏语文研究涉及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探索和藏语文本体研究。藏语文本体研究包含了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各个层面,其中语音与词汇比较研究相互依存,语法研究相对独立。
(一)汉藏语比较研究
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国内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既有对理论方法的探索,也有对具体语言现象的比较研究。理论探索方面的代表性的研究论述有:孙宏开的《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语言研究》第1期)和戴庆厦、朱艳华的《20年来汉藏语系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以及金理新的《戎语支的创新和划分》(《民族语文》第4期)等。
孙宏开在《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论证汉藏语系发生学关系的一个新的思路即历史类型学,讨论了汉藏语原始遗存和共同创新的一些现象,并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戴庆厦、朱艳华在《20年来汉藏语系的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文章中回顾了我国汉藏语系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总体情况,认为:20年来汉藏语系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经验主要是必须区分亲属型语言比较和非亲属型语言比较;亲属语言的类型学比较必须区分语言现象的同源关系和非同源关系;必须重视系统参照;必须谨慎判定语言接触现象。语言类型学研究存在对汉藏语系语言事实重视不够的弱点,导致所提取的有些类型学规则不能概括汉藏语的语言事实。汉藏语系语言中的量词问题、韵律问题、声调问题、语音和谐问题、多义分合问题等,都是未被认识、有待开垦的领域,汉藏语的类型学研究大有可为。汉藏语系语言的系属分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金理新在《戎语支的创新和划分》一文中,认为对于深受“感染”的亲属语言,同源词的多寡不足以确定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确定语言间的发生学关系和亲属语言间的亲疏远近,最关键的还要靠语音规则以及语音形式上的创新。作者依据戎语支的元音创新对戎语支语言进行了划分。
对汉藏语言具体语言现象研究的相关成果有:郑张尚芳的《五十身体词的藏汉对应》(《民族语文》第4期),潘悟云的《汉藏语与澳泰语中的“死”》(《民族语文》第6期),张建民的《夏河藏语中的汉借词与汉语西北方音》(《中国藏学》第2期),王用源、施向东的《汉语和藏语复音拟声词的比较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和燕海雄的《论藏汉语言硬腭塞音的来源》(《民族语文》第5期)等。
郑张尚芳在《五十身体词的藏汉对应》一文中认为,身体部位词是核心词中的核心,作者认为其所列的50个身体部位词同出一源。潘悟云在《汉藏语与澳泰语中的“死”》一文中通过语音对比和语义关联,认为“死”一词汉藏语系语言与澳泰语同源。燕海雄在《论藏汉语言硬腭塞音的来源》一文中,认为硬腭塞音在现代汉藏语言音系中较为少见,属于语音创新现象。从历时的角度看,现代汉藏语言音系中的硬腭塞音来自原始汉藏语言音系中的软腭塞音,即软腭塞音的硬腭音化。
夏河藏语是藏语方言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土语群。张建民在《夏河藏语中的汉借词与汉语西北方音》一文中,对于夏河藏语中的汉语借词进行了研究,文章从借用方式、发音、词序等方面论述了夏河藏语中汉借词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夏河藏语中的汉借词与汉语西北方音的关系。王用源、施向东在《汉语和藏语复音拟声词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对汉语和藏语复音拟声词的结构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认为汉语和藏语复音拟声词的结构形式和语音造词手段极为相似,而衍生方式不同,词形上都存在一词多形现象,在造词功能、音节结构等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共性,这些共性特征都有别于其他语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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