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研究】音乐（汉文部分）

二、音乐

传统藏族音乐往往与藏传佛教法乐联系紧密，2011年更多学者将视角投向藏传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中，这里有宏观的综论研究成果，亦有微观的以噶举派、觉囊派等不同教派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案例。

宛煜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藏族音乐艺术发展综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1期）以时代为线索，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即1950年至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的藏族地区音乐概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藏族地区音乐顽强发展以及1978年至今新时期以来藏族地区音乐取得的成就，其中对新时期以来藏族地区音乐艺术的发展论述颇多，主要从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音乐创作以及藏族音乐人才的培养与艺术院校的建立几方面进行介绍，对于藏族音乐创作作品的综述尤其详细全面。

杨民康的《从西人游记史料管窥古代蒙、藏佛教仪式音乐文化》（《西藏艺术研究》第3期）和《清代北京藏传佛教的道歌演唱与艺僧制度——兼论三世章嘉活佛对传承传播蒙藏佛教乐舞的贡献》（《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主要是从历史文献资料考察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前者以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为视角，对鲁布鲁克、古察伯、崔比科夫等西方人所著游记加以考察，从中管窥古代蒙、藏佛教仪式音乐形态。分为三部分，即从13世纪西方传教士游记看蒙古地区佛教音乐的多元化、西方传教士眼中的清代蒙古佛教音乐、从西文游记史料看清代藏区藏传佛教节庆乐舞，其中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崔比科夫所著《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书中摘取出26种仪式音乐，记录尤详，录其仪式时间、名称、执仪人、内容、音乐形制。后者对《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等史籍中有关三世章嘉活佛的道歌演唱、培养艺僧和组织、统管节庆仪式乐舞表演等事迹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从个案的角度对清代北京藏传佛教的道歌演唱与艺僧制度加以研究，论据翔实，视角独特。

朱雁、满当烈的《解读青海藏传佛教噶举派唱诵艺术——以当卡寺〈祷祝清净极乐世界誓愿〉法会为例》（《西藏艺术研究》第3期）通过对青海当卡寺《祷祝清净极乐世界誓愿》法会的调查，从唱诵艺术、吟诵艺术、念诵艺术以及乐器演奏等几方面总结噶举派经文唱诵的音乐艺术特点，视角新颖，理论扎实。

更堆培杰、觉嘎的《西藏雄色寺佛乐“绝”及其“绝耷”研究》（《法音》第5期）对拉萨曲水县雄色寺的“绝”法会及其“绝耷”音乐基本形态加以研究。“绝耷”，即断我执法歌。雄色寺“绝”修持及其演唱的“绝耷”音乐是每月13日该寺尼众们为纪念大成就者吉尊曲英桑姆圆寂而举行的，作者认为其“绝耷”法歌在音乐结构模式、旋律音调、调式调性有别于其他尼寺法歌，并配以十余首“绝耷”音乐分析加以说明辅证。

杨曦帆的《修行梵音——藏传佛教觉囊派藏哇寺寺院器乐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通过四川阿坝州藏传佛教觉囊派藏哇寺寺院器乐音乐研究，探索其音乐特点，阐释其修行与梵音在文化上的内在关联，全文分五部分：1.藏哇寺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与音乐传承；2.藏哇寺器乐音乐的一般情况；3.藏哇寺的器乐音乐描述；4.梵音、修行的人文解读；5.信仰社区———声音的影响。各部分层层递进，逐步挖掘音乐在宗教修行之中的功能和意义。

王华的专著《西藏热巴音乐文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对热巴基本形态、历史源流、音声形态特质以及文化系统宗教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以热巴活动个案加以辅证。

闵冬梅的《舟曲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现状调查》（《中国藏学》第4期）通过对甘肃舟曲县的实地调查，对舟曲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生存环境急剧变化的表现和原因加以分析和研究，并将其归结为三点：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中的断代现象；传统节日观念日渐淡薄，民俗活动愈来愈少；民族语言的变化趋势阻碍了民间音乐的传承。

王博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文化的初步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对甘孜藏族自治州现存的原生态音乐做了分析研究，认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产生及现状与其人文历史、地理环境有关，并对该地区原生态音乐文化做了初步的美学分析。

谈云波的《青海玉树地区“卓”曲的调查研究》从玉树对“卓”曲的发展，“卓”曲的分类及音乐特点这两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其曲式进行了较详细的归纳和总结。将玉树地区的“卓”曲大致分为三类，即“求卓”、“民俗卓”、“跄”卓，认为“卓”曲的曲式结构多为二段体，调式是以五声调式的自然音阶为基础，装饰音比较固定地出现在“卓”曲的慢板部分。

刘俊波的《硗碛嘉绒藏族“绒巴切列”唱词中的知识体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1期）以2009年在硗碛乡的一次田野调查中所收集到的绒巴切列（Rong-baqie-li）唱词为主，分析其中蕴含的认知体系内容，展现硗碛藏族认知体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