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研究】美术（汉文部分）——工艺

（五）工艺

1.服饰

李玉琴的著作《藏族服饰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从整体研究的视野来考察藏族服饰文化，共分六章：第一章对藏族服饰质料、式样、装饰图纹、制作技艺、结构特征及穿着艺术等基本要素进行介绍；第二章对藏族服饰形成和发展的渊源加以探讨，指出自然环境、民族发展、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史其中的主要因素；第三章讨论了藏族服饰的区域类型分布及所呈现的文化特征；第四章探讨藏族服饰作为文化符号在社会生活、群体生活、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对存在于民俗、宗教、仪礼中的服饰文化表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第五章对藏族服饰进行了美学的分析，从服装形态的美学特征、服饰的美学意蕴、衣饰结合的美学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六章将藏传佛教僧伽服饰作为特殊类别，研究其发展脉络以及僧伽服饰在藏族社会的意义。该书主要基于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内容翔实，图例丰富，是较全面系统研究藏族服饰文化的专著。

魏晓红撰写了一系列西藏工布藏族服饰的文章，包括《西藏工布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轻纺工业与技术》第3期）和《工布藏族服饰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第3期）等，前者从服饰的构成、制作材料和工艺等方面对西藏工布地区少数民族服饰予以分析和探究，结合该地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及僜人等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特点，揭示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审美观念和社会风俗等，后者则主要针对工布藏族服饰，对其形成和发展、服饰特征、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几个方面加以讨论，尤其对其男子服饰和藏靴总结十分详细，将工布藏族男子服饰分为“赘规”(礼服)、“扎规”(武士服)、“勒规”(劳动服装)三种，将藏靴分为“松巴”和“嘎洛”两大类分述其形制特征。

王盼的《藏族女子服饰特征与开发利用》（《纺织科技进展》第4期）分析了藏族女子服饰的纹样、工艺特点，探讨了其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以及藏族女子服饰在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缺陷和改进方法。

曹丹的《“后现代”藏族服饰中的个性化混搭》（《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3期）从时装设计的角度对甘南城区街头现代与传统混合的藏族服饰加以分析，创新性地将其与国际流行的“后现代”服装及其设计理念相比对，以挖掘两者在堆叠、混搭等形式方面的相似性。

胡月航的《藏族服饰元素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运用》（《艺术探索》第1期）从形制、色彩、佩饰、文化内涵几个方面总结藏族服饰的几个主要元素，对其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运用提供了可行性建议，如解构和重组藏族服装的形制，使其适应现代服饰的轻便性和重审美的特性；借鉴日本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大胆改变藏族服饰的原有材料属性，对其肌理进行不同方式的塑造和处理；选择典型的藏族装饰或夸张和放大具有典型意义的藏族服饰元素。

余永红近期专注于白马藏族服饰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1年先后发表《陇南白马藏族服饰文化述论》（《甘肃高师学报》第3期）、《川甘交界地带白马藏族与藏、羌民族服饰比较研究》（《民族论坛》第10期）、《白马藏族服饰图案的形式特征及文化含义》（《吉林艺术学院学报•学术经纬》第2期）、《论白马藏族服饰图案的文化意蕴》（《民族论坛》第12期）等等。《陇南白马藏族服饰文化述论》首先对白马藏族服饰的历史加以追溯，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晚清至解放前、解放后至70年代、70年代末至今，第一阶段服饰较为古朴单纯，具有较强的民族化，第二阶段由于社会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使其在保留民族服饰基本结构和样式的基础上，主要是在面料方面逐渐淡化白马藏族服饰文化，第三阶段白马藏族服饰在面料、色彩、服饰文化等方面均发生了转变，向形式化、世俗化、市场化方向发展；然后对白马藏族服饰的类型和特征、色彩、文化寓意及传承现状等方面进一步挖掘。《川甘交界地带白马藏族与藏、羌民族服饰比较研究》则是将白马藏族的服饰与同处川甘交界地带的藏族和羌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共同的族源和地理位置等原因，它们在文化内涵、制作面料、色彩、结构及穿着等方面存在相似性，均体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有机结合的特点，而在主体服饰、帽子及头饰、鞋和靴子、腰带和佩饰、服饰图案等方面有所区别，各具特色，这亦是其文化个性所导致的，总体而言仍以相互融合的共性为主。

王希隆、赵雨星的《清代以来甘肃省文县白马藏族服饰演变探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期）则是将范围扩大，梳理了清代康熙年间以来300年间文县白马人服饰的发展演变，将其分为清代、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研究指出其日常服饰主要经历了由“简”到“全”再到“无”的变化过程，节日服饰地位日渐突出，宗教服饰有“变”与“不变”特点，并认为文县白马人服饰演变的原因与生产方式变化、外来服饰文化的影响以及现代化对之冲击有关。

耿英春的《青海绒哇藏族传统服饰变迁的民俗学解读》（《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与《论青海绒哇藏族人生仪礼中的服饰文化》（《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分对生活在青海共和地区绒哇藏族传统服饰的变迁及其人生礼仪中的服饰文化加以论述，绒哇藏族是这一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安多绒哇藏族，其服饰于当代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边饰简约化、衣领男性化、款式瘦型化、原料多样化、元素多元化、功能单一化，归结其原因，主要与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审美追求、流行效应有关，这是前者论述的核心内容；后者则是以不同礼仪为划分标准，分别讨论青海绒哇藏族服饰在诞生、成年、婚嫁、丧葬四大仪礼中的变化，以此来挖掘其服饰的民族特色，其中作者也提及汉文化因子对其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其另一篇《青海安多藏族兽皮边饰变迁述论》（《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则是对安多藏族服饰的兽皮边饰在当代的变迁加以考释，并分析其背后的经济、文化等因素。

邵晨霞的《编结艺术在西藏服饰中的运用》（《艺术百家》第8期）就编结服饰与宗教崇拜的关系，来分析西藏宗教文化对编结服饰的影响；从编结绳带及蹀躞腰带的特征，来解析西藏编结服饰的实用性；从编结服饰品的编缀方式，来探寻编结服饰独特的审美趣味。

尕藏吉的《藏族辫套民俗文化功能及其保护与发展——以卓仓辫套为个案》（《群文天地》第8期）对藏族传统头饰辫套及其种类、实用功能、佩戴的习俗文化、民俗功能加以阐释和挖掘，并结合青海卓仓地区的辫套实例，浅谈其历史、现状及其价值的开发和利用。辫套是系在发辫上用以固定发型及装饰藏服的刺绣品。

2.装饰图案

索南卓玛的《藏族传统饮食器具装饰纹饰》（《中国西藏》第2期）首先按照装饰纹饰的来源将藏族传统装饰纹饰分为吉祥结、莲花等宗教符号纹饰，植物等装饰设计纹饰，寿字纹、五蝠等吉祥符号纹饰。其次对藏族传统饮食器具中常见的装饰纹饰，如龙纹、狮子、泽巴、莲花、连珠纹等一一进行梳理和列举。

土旦才让的《藏族传统装饰图案的文化构建解读——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在民族交流的语境下，探讨藏族传统装饰图案中的域外文化成分，尤其是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汉地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汉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而输入藏区的丝绸、瓷器等工艺品渗透进来的，其吸收和借鉴的基本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汉族图案符号的直接应用、汉藏图案符号的融合与拼接、藏族图案符号的变异，作者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追溯了汉藏文明交流的悠久历史。

许新国的《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发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对青海省都兰县香加乡哈日赛沟墓葬中葬具彩绘的连珠纹做了介绍和分析，按其形状这种连珠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连珠纹作为图案的区隔带；另一种是流行于西亚波斯的连珠团图案，作者认为该葬具彩绘纹样在中国尚属首次发现，在吐蕃时期的棺板画上亦未见到，应是各种文化融合之产物。

邓嘉琳的《藏族装饰物中的“卐”纹样探析》（《装饰》第10期）对藏族装饰物中“卐”纹样的历史文化内涵、形式结构和运用手法加以梳理和解读，并进一步探讨这一纹样在藏族装饰物中的寓意。

吕春祥的《藏传佛教艺术中龙纹的形式及分类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第1期）主要是以对不同藏区主要是卓尼藏区各类龙纹装饰的实地考察为基础撰写而成，藏传佛教的龙纹装饰虽与汉地龙纹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但两者的关系并未作为作者关注的切入点，而是从藏族对龙的认识、龙纹的传播与形式、龙纹的分类等方面对图像本体加以探讨，按其研究将龙纹分为动物形态和人形化的龙两种，动物形态又包括六种，即适形龙、蟠龙、腾龙、降龙、行龙等，按照龙纹应用的场合与媒介不同，又分为宗教活动中的龙纹、民俗活动中的龙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龙纹三个大类，每类中又分小类，较为细致，部分图例又辅以线描图，尽表其详。

李一诚的《西藏藏药商标设计初探》（《西藏艺术研究》第3期）运用现代设计理论探讨西藏藏药商标设计的注重要点，结合现代商标设计中的基本要素，即识别性、传达性、审美性、适应性、地域性等，提出藏药商标的设计要追求文化品位和艺术品位，在内涵上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体现企业的精神与个性，在形式上运用现代国际化设计语言来表达，使商标具有现代美感，等等。

黄亚琪的《从信念到习性——对藏族装饰图纹的民俗学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运用菲利普•科尔库夫、皮埃尔•布迪厄等西方现代理论来论述藏族人对于藏族装饰图样的喜爱如何受到从信念到习性这一过程的驱使，角度新颖，具有较强的理论性。

3.金属器皿及其他

张延清、董华锋、梁旭澍的《敦煌研究院藏甘丹寺金羊年铜釜考》（《敦煌研究》第5期）对敦煌研究院收藏的一口甘丹寺金羊年铜釜上的藏文铭文进行释读，考证出该釜的流传经过、铸造年代等背景信息。铜釜铸造于1751年，由七世达赖喇嘛题写颂词，并于1753年亲自为此铜釜开光。

吴明娣的《明清藏传佛教法器铃杵与汉藏艺术交流》（《世界宗教研究》第6期）一文根据历史档案、图像与存世实物，对藏传佛教法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金刚铃杵加以考察，在厘清其发展演变基本线索的前提下，着重探讨明清时期汉藏两地铃杵的制作、相互流传及其影响，并阐明其与汉藏艺术交流的紧密联系。

耿纪朋的《羌族释比法器与佛教法器之比较》（《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通过对羌族释比法器与佛教法器进行比较研究，考释羌族释比法器的来源及其在发展过程中与佛教的关系。

许新国的《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依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的比对，断定青海省乌兰县茶卡乡出土的木棺盖板画上的人物族属为吐谷浑，绘画时间约在6世纪初或6世纪下半叶。该墓棺具有鲜卑木棺的前宽后窄、前高后低形制特征，男性人物头戴鲜卑人常见的小圆帽，女性头戴发辫亦符合鲜卑族具有的“索头”特征。

才让的《藏传佛教金刚法舞面具的制作、分类及其宗教内涵之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梳理了金刚舞面具的制作工序和工艺，根据藏传佛教中的神灵类型和法舞中的角色，对法舞面具加以分类，将其分为：密宗神灵面具、上师面具、吐蕃赞普面具、印度游方僧和汉地和尚面具，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

陈映婕、张虎生的《再探西藏面具艺术活态生存的本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基于实地考察，从地理人文、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认同三方面挖掘西藏面具至今活跃于民间与寺院两大体系的深层原因，将其归纳为：相对封闭环境中的独立社会是面具能够存活的基础成因，西藏“神性社会”的宗教传统是面具艺术得以繁荣的根本，以及民间社会对面具表演形态与多元世俗功能的文化认同推动面具艺术的发展。

仓姆啦的《初探当前藏族工艺设计与审美消费的发展》（《西藏艺术研究》第2期）分析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传统藏族工艺设计在工艺技术、审美消费以及设计思想等方面是如何转变的，主要论述了如下几个命题：泛化与趋同的并存、审美消费的多样化、当代藏族工艺设计的发展思路等等。

张彪、仓姆啦的《藏族民间工艺品的传承与突破》（《艺术与设计》第4期）通过对藏族手工业传承现状的调查，了解到传统手工业在技术、技术的传播方式、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方面都正在发生转变，进而认为面对现代市场经济，藏族手工业可以在形式构思、价值用途以及销售渠道等方面寻找到突破点。

袁亚丽的《吐谷浑手工业述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以近年来大量关于吐谷浑的出土文物以及史籍文献，对吐谷浑的皮毛加工业、冶炼业、金属制造业、建筑业、酿造及制盐业等重要的手工业加以梳理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