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格萨尔》研究（汉文部分）

四、《格萨尔》研究

本年度《格萨尔》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绩，主要表现在艺人、史诗活态传承、音乐曲调等方面。

首先艺人研究方面有两篇论文具有一定的新意。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神授说唱艺人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探讨了《格萨尔》艺人类型中“神授艺人”的特点。本文紧抓住“托梦神授”主题，列举几位著名神授艺人的神奇梦境，结合其所拥有之不可思议的演唱能力，来解析神授艺人获得此种“天赋”的原因。

作者认为，神授艺人的这种天赋既与他们对史诗中英雄人物的虔诚信仰有关，又与人类普遍具有的“情绪记忆”相关。作者采用关于人类梦境能够预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宗教思维逻辑的理论与科学家关于在梦中解决科学难题的相关经验，指出《格萨尔》神授艺人的奇异“天赋”也同样来自相关宗教信仰中启示未来之梦。另外，作为联系着人类情感成分的“情绪记忆”相对发达的神授艺人，这也成为了他们具有这种独特才华的一个重要证据。

另一篇论文是央吉卓玛的《〈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展演的仪式及信仰》（《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作者从《格萨尔》艺人具有的“神圣性”出发，探讨了史诗传承的一些规律特征。作者认为史诗艺人的说唱并非是随意性的，而是具有神圣性和仪式性。这从史诗艺人说唱时所采用的一套说唱仪式可见到一斑。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艺人在说唱时遵循着类似“请神、降神、表达诉求、送神”等的仪式过程。艺人正是通过这套仪式表演，完成其说唱过程，而并非像一般表演那样来随意完成史诗说唱。也就是说，史诗说唱从艺人角度来看，纯粹是神圣仪式。

另一方面，作者还从艺人自梦境习得史诗的自我神圣化传说，来说明史诗艺人在传承中所遵循的“神圣性”。艺人强调史诗通过奇异方式得自“神人”，而非来自记忆、背诵或者道听途说。最后，作者从艺人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指出不论是民众尊重艺人的“神”性方面，还是艺人自我克制违反“神圣”禁忌方面，抑或是社会对其说唱能力发生变化提出质疑时其所表现出的强烈抵制情绪中，均能看到史诗说唱传承的“神圣性”特征。

措吉的调查报告《甘德县“德尔文部落”煨桑仪式的田野考察》（《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格萨尔》史诗活态传承的某些特点。作者通过亲自参与整个仪式活动和访谈“局内知识人”，介绍了拥有40多位《格萨尔》史诗艺人、被称为“《格萨尔》史诗村”的德尔文部落围绕史诗英雄人物展开的一系列祈愿供养仪式活动。作者指出，德尔文部落举行的这项传统民俗活动，表面上是以佛、菩萨和地方神为主展开的类似于整个藏区各地都在按期举办的信仰仪轨，传达的是坚定民族信仰、巩固血缘部落认同的意义；而这项民俗活动对于这个部落的参与者还具有更特殊的意义，即他们通过举办这种类似于“雅典赛会”性质的活动，在世俗层面的史诗演唱、体育竞技等表演中，不断认同神圣祖先传说，活态传承和延续着《格萨尔》英雄史诗的命脉。

谈文琪的《旦增智华说唱的〈格萨尔〉之〈阿达拉姆〉音乐研究》（《大舞台》第12期），利用图谱分析法对《格萨尔》艺人旦增智华说唱的《阿达拉姆》的音乐特点，提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新颖观点。作者采用“波形”观察方法，选取十首代表不同史诗人物身份者的演唱曲调，分析它们在“频率变化、时间特性和响度动态”方面的规律特点。作者指出，旦增智华的说唱中，曲调结尾的“拖腔”所占比例较大，这一特点使得其说唱富有音乐表现力。另外，作者着重指出《格萨尔》史诗并非过去研究者所谓仅仅为“上下乐句结构”，其实还有另两种乐句结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单乐句结构”和“三乐句结构”。每种音乐结构不仅表现了其来源上的古老程度，同时也表现了《格萨尔》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理论一样，具有异曲同工的复杂性。

比如“单乐句结构”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民歌结构”，“这种结构在藏族乃至其他古老、原始的民间音乐体裁中能够见到”。它可以“证明《阿达拉姆》的说唱音乐确实是一种产生年代相当久远的古老而原始的艺术形式”。作者还指出，相对于现代西方音乐理论来说，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格萨尔》史诗说唱音乐，与之有异曲同工之特色。不仅曲调的单乐句结构、上下乐句结构、三乐句结构与西方音乐乐段的单乐句结构、AB结构、ABA结构相同，从乐句内部关系方面来看，西方音乐创作中常用的手法如模仿、倒影、逆行、扩大、动机发展也都有相似之处。从以上论点可见，不管《格萨尔》史诗的形成历史是否如此久远，可以确信的一点是，其音乐的确具有非常古老的特色。

近年来逐渐开展起来的《格萨尔》史诗与其他史诗之间的比较研究，在本年度的论文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陶铖的《荷马史诗与〈格萨尔〉艺术比较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从分析两部史诗的英雄人物塑造、修辞和结构篇章方面进行了讨论。其中在阐述两部史诗的修辞艺术时，指出荷马史诗注重“象喻”手法，而《格萨尔》史诗偏重“博喻”特点。前者用形象化的方式处理本体与喻体，并由于常见于荷马史诗而被称为“荷马式比喻”；后者则铺排一系列同类型事物，形成串珠式的广博，由于常见于莎士比亚戏剧而被称为“莎士比亚式比喻”。由此可见，两部史诗在构筑诗行结构、制造审美效果方面显示出不同特色。

李天道的《论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美》，运用朗吉弩斯的“崇高”美学理论，一一比照《格萨尔》史诗，指出《格萨尔》作为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同样表现出其独特的崇高美。

此外，在《格萨尔》学界值得记忆的一件事情是，著名《格萨尔》艺人桑珠去世。据西藏社科院民族所在《桑珠艺人去世精神财富永存》（《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中介绍，2011年2月16日桑珠艺人去世，享年90岁。桑珠艺人说唱了45部（计2114盘磁带）《格萨尔》史诗，创造了世界史诗领域内个人说唱史诗最长的纪录。

总之，藏族文学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遗憾。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者囿于语言隔阂，关注藏文原典不够外，尤其缺乏深入钻研和开拓视野的勇气。比如随着社会热点仅关注流行的话题，如对“仓央嘉措情歌”的态度，而很少有人持之以恒关注某个问题并潜心深入钻研；另一方面，一些题材多年来受到冷落，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还有待进一步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