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汉文部分）

二、当代文学批评

本年度当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大多数文章集中在小说这一体裁。与往年一致，尤其集中在对阿来小说的批评。此外，对于次仁罗布、白玛娜珍小说的关注度也呈现升温趋势。其他体裁如诗歌、散文的批评也有涉及，但尚处在起步阶段。

道吉任钦的论文《藏族当代文学的诞生、发展及其特性》（《中国藏学》第3期）从总体上阐述了“藏族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领域、分期及其所呈现的一般特性。作者认为，藏族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二是文学理论方面。从政治方面来看，正是随着整个藏区的解放，政治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和生产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人民大众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从文学理论层面来看，特别是受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基于以上两个“基础性建设”，才产生了藏族当代文学。在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上与传统文学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文学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囿于上层贵族与僧侣阶层，而当代文学则普及到了广大民众中间。因此，它是一种“新型民族文学”。

作者将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1951年—1978年为第一阶段；（2）1978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文学体裁上以诗歌见长，主要反映了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心情和歌唱建设新西藏的伟大工程。这些作品主要包括了进藏部队和当地个别藏族的汉藏语创造。在第二阶段，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激起了作家和诗人的创作热情，也取得了丰盛的成果。诗歌方面有伊丹才让、丹正贡布、端智加等一批诗人涌现出来，长篇小说方面如降边嘉措、益希单增、班觉、扎西达娃、阿来等作家奉献了杰出的作品。

藏族当代文学之功用呈现出三个特点：首先在于思想启蒙，众多作家的创作致力于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追求个性解放。作品反映了社会转型期间民众的挣扎、困惑以及艰难生活中的觉醒、启蒙意识。其次，在于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当代文学很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结合现代思潮来揭露民族意识中的愚昧与盲目，批判封建思想与宿命论，以期达到改造“民族灵魂”的目的。最后，在文学创作手法上藏族当代文学呈现出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具有现实感与玄妙魔幻相结合的文学特色。作家们继承《诗镜》等传统文学理论，同时结合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努力探索和追寻着当代文学创作的新道路。

对于阿来小说的批评，本年度主要集中在《尘埃落定》与《格萨尔王》两部小说。宋剑华的《〈尘埃落定〉中的“疯癫”与“文明”》（《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从哲学视角阐释了《尘埃落定》的魅力。作者认为，阿来的小说除了从其民族特性、宗教精神或者文化身份认同等视角进行审美欣赏以外，还可以从小说表现和关心的人类“哲学思想”方面给予关照。小说正是通过“傻子”这一人物的“傻言傻语，一点也没有理性的外貌，却说出了理性的语言”，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社会的哲理思考，表现了作家“如同福柯一样的思想深刻性——重新去认识人类，重新去认识自己！”

作者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此作品所蕴含的“古典时代”的那种哲学魅力。首先小说表达了“历史文化整合”的思想。阿来以川西藏族作为文化考察与描写对象，进而向读者揭示了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传统对于现代、封闭对于开放的臣服意识。人类社会的文化整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其次，作家对人类所谓的“理性”的反思。“傻子”二少爷的“非理性”与其“理性”哥哥的鲜明对比，凸显于所谓的麦其家族的文明规训中。通过“理性”与“非理性”彼此之间的相互参照，向读者揭示出了一个福柯所思考的古典时代的哲理：“疯人的灵魂并不疯”，而“世界永远是个疯狂的世界”。最后，作者认为阿来通过“傻子”对“我是谁？我在哪里”的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揭示了“人世皆空”的哲学秘密。傻子的死亡、“土司制度”的消亡，表明从人类“欲望”中得到了解脱，一切生命欲望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尘埃落定”。“但麦其家族辉煌历史的故事终结，却并非意味着人类欲望的最后终结——旧的‘尘埃’虽然已经‘落定’，但新的‘尘埃’却正在依旧‘升腾’。这正是《尘埃落定》的创作主题，同时也是作者为我们所阐释的生命现象的精神本质！”

此外，龚敏律《论阿来小说中的反讽精神》（《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也是本年度评析《尘埃落定》的不错文章，作者通过分析“傻子”原型背后的反讽叙述机制等，指出阿来小说与西方反讽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映照出阿来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独特艺术性和审美性。

关于阿来另一部小说《格萨尔王》的评论，何健的评论文章《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史诗小说”——以阿来〈格萨尔王〉为例》（《温州大学学报》第4期）具有一定的特色。作者认为，《格萨尔王》开拓了史诗小说的表现空间，建构了在后现代语境下“新史诗小说”的写作出路。首先，本部小说并未停留在将藏族经典史诗转化为通俗读物的视角，而是将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在神话和现实、历史与当下找到了一个契合点，为谱写历史、人性、命运等宏大主题奠定了基础。进而令小说呈现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特别宏大和壮美的美学风格。其次，出现于民族国家强化“集体性”意识稳定期的“史诗小说”，在面临追逐自我存在、逃避群体的后现代思潮的挑战时，也即此类小说所主张的“宏大叙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阿来为此类小说探寻了新的出路。他在小说中摈弃了容易表现“宏大叙事”的战争场面的过多描绘，转而关注人的内心，将笔触伸向人性深处，揭示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并寻求解脱之道。小说通过晋美这一艺人形象不断追问故事的真相，寻求与那位遥远的神话英雄格萨尔对话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祛除了他身上附着的意识形态和神性的光芒，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最后，小说揭示晋美和格萨尔王的迷茫与困惑，来源于他们对人性和命运的思考。进而从这一视角深入下去，探讨了人类生存困境的新出路。面对人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生存困境，阿来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神话和宗教的慈悲怜悯之心，希冀用神性之光照亮人性黑暗的角落。人性中世俗的一面容易将人引向欲望的沉沦，而宗教所持的慈悲与怜悯之心能够唤起人性中接近神性的一面，从而摆脱后现代语境中的人类生存困境，作者认为这是《格萨尔王》所带给我们的收获与思考。

除了阿来的作品外，青年作家次仁罗布与白玛娜珍的汉文小说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魏春春的评论《新生代藏族文学的奇葩——次仁罗布小说创作论析》（《西藏研究》第5期），分析了西藏青年作家次仁罗布近年来的小说创作特色。作者认为，作为21世纪头十年涌现出的“西藏新生代作家”，次仁罗布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塑造扁平人物、歌功颂德的老一辈，而是在继承80年代后期兴起的关注民族生存境遇与展现人性复杂性的前辈，特别是受到90年代以来现代文化侵袭下努力建构本民族文化特性的人文主义作家的影响，其小说创作鲜明而深刻地“表现出关怀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和精神世界、关注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表达其深重的民族情怀和民族文化忧患情绪的写作特点”。具体而言，其小说具有两大特色：一个是表达“苦难与救赎”的主题，一个是对现代化进程所表现出的民族情怀的反思。一方面从苦难与救赎来看，小说表现了对历史、现实与精神三个层面的关心。历史层面上，小说对于历史传统文化对个性思想的禁锢给予了不同的回答。现实层面上，小说人物面对现实中造就的种种苦难，表现出了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与信心，不悲观，不逃避，构建新的生活希望。通过这种世俗幸福来完成自我救赎。精神层面上，不能适应现代城市文明而造成的精神苦难来说，表现了小说人物无法完成自我救赎而沉沦或采取了“自我放弃”的极端行为。另一方面，面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民族生活、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独特性面临着严重的现代挑战，固有文化的形式失去文化生长的温床，或者消失，或者以另一种姿态开始悄无声息地延续着。作者基于民族文化忧患情绪，在其小说中传达出了一种民族情怀的反思。同时，作者认为这种思考已经突破了地域和民族文化的限制，表现出了西藏新生代作家的特点。

徐美恒的《论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第3期），评论了西藏女作家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作者认为，从题材的现代性和对现代生活中女性情感世界的把握来看，两部长篇小说中开拓了藏族女性现实生活的表现空间，反映了藏族女性文学的成就。

作者认为，小说从写作手法上突出了一种散文化的写作。这种写作的缺点在于叙述思路方面，“场景的跳跃性描写和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切换使作品阅读起来不那么连贯，在理解上也需要费一些心思。但这种叙述方式的优点也十分明显，就是直接切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叙述转化成体验式，本质上带有抒情，因而更容易在阅读上实现心灵沟通”，形成了一种抒情的散文化小说文本。另外，两部小说均以女性作为主人公，反映了西藏女性意识。关注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情感世界，思考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其小说具备了颠覆其他文化所谓女性主义话语权的价值，更具有展示藏族女性文化的魅力。

此外，小说中呈现的虔诚的宗教情感，通过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大量的对宗教寺庙和宗教活动的饱含深情的描写流露出来，使其小说具有了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和浓郁的地方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