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汉文部分）

二、考古

考古方面，本年度的成果虽然相对较少，但依然保持了高水准。

吕红亮的《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再认识——以阿里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为中心》（《考古》第3期）一文以阿里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的材料为例，认为这里发现了包括手斧、薄刃斧和砍砸器等阿舍利工业的典型器物，很可能与南亚次大陆北部混杂有砍砸器传统的阿舍利传统相关，可能是一种较早期的工业传统。另外，文章还对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用“东北边的故事”来概括西藏高原早期人类拓殖历史的研究取向提出了疑问，认为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的发现揭示出：早期人类自青藏高原西部拓殖高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在西藏旧石器研究中，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和潜力还未被预见到。

汤惠生的《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及经济形态》（《考古学报》第4期）一文结合考古资料认为，从理论上看，青藏高原的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认为是东亚古人类“广谱革命”的成果。不过就青藏高原的具体情况而言，“广谱革命”的理论不能作为一种普世原理而一成不变地加以套用，因为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后来所谓“新石器包裹”的传播，在青藏高原还存在着一个高海拔地区的适应问题，即所谓的“新石器包裹”的限制。同作者在《青藏高原史前的“广谱革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福德提出了考古界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广谱革命”，即当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均衡被打破后，要应对人口增多和资源不足这一难题，人类所能想到的途径只有两种：寻找新的资源或强化利用资源。文章认为，根据青藏高原出土的考古材料可以发现，对小型动物的狩猎和食物强化利用作为“广谱革命”的理论特征，不仅适用于北美，同时也适用于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

霍巍在《藏东地区考古发现的佛教造像遗存》（《考古学报》第3期）一文中就藏东地区考古发现的佛教造像遗存的分布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迄今为止藏东地区考古发现的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北、西藏昌都、青海玉树三个省区之内。文章通过分析认为，上述藏东地区各地考古调查发现的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其造像题材反映出很大的一致性，即七处造像当中，有六处为大日如来佛及胁侍菩萨造像，从而证明吐蕃王朝时期藏东地区曾经一度十分流行大日如来信仰，且与唐蕃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联系。

霍巍在《关于古格王国早期佛教遗存的再探讨——兼评则武海源〈西部西藏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敦煌研究》第3期）一文中，就日本学者则武海源《西部西藏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一书对古格王国早期佛教遗存的断代问题进行了探讨。则武海源认为，在古格王国境内现存的佛教考古遗址和遗迹都是15世纪以后的遗存，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认为当中可能存在11世纪左右的佛教文化遗存的意见都是不能成立的。文章分别从考古学和文献学两个方面就古格故城札不让和皮央•东嘎石窟的年代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上述佛教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在没有对相关建筑物和遗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之前，谁也无法轻易断定所有的建筑物年代都只可能是在15世纪以后，而没有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遗存。

强巴次仁和卓玛的《关于藏王墓数目及墓主身份的重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现场实地考察和史料记载，并利用CPS测图，对西藏山南地区藏王墓群数量及墓主身份重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