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吐蕃
基于原有的基础,吐蕃史研究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研究成果多、涉及范围广的特点,随着对新资料的挖掘以及对文献的重新解读、归纳,本年度的吐蕃史研究在唐蕃关系、制度建制、历史人物研究等方面进一步的深入,其他方面也有代表性论著问世。
唐蕃关系是唐朝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张云的《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对话与沟通》(《中国藏学》第S1期)一文依据藏汉历史文献,从吐蕃赞普与唐朝皇帝之间的书信往还及其主要议题、唐朝皇帝与金城公主的往来书信、唐朝皇帝与吐蕃宰臣将军书、唐蕃宰臣及统军将领之间的书函对话内容对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对话、沟通及联系渠道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通过这些涉及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的书信的分析,可以看到唐蕃双方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面对的问题,双方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双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反复交流寻找共同点的努力,以及不断促进唐蕃关系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的史实。
吐蕃制度建制方面,陆离的《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中华书局)一书,利用敦煌新疆出土的文献和同时期的汉、藏文文献,通过爬梳、比较研究,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诸多职官、基层兵制、司法制度、赋税制度、劳役制度、仓廪制度、市券制度、敦煌寺户制度,以及吐蕃告身制度、驿传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的具体内容、源流演变、发展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杨铭在《〈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民族研究》第5期)一文中,对《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等文献中记载的吐蕃官吏“苏论”一职进行了分析,通过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与《唐蕃会盟碑》等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so blon”一词的发音对比,加上对吐蕃节度的分布与职守的分析,认为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是吐蕃节度使属官的一种代称,专指为吐蕃守边的官吏。
人物研究方面,著名藏学家安多•卡尔梅•桑丹坚参的《吐蕃赞普赤达尔玛的统治及其后的简要历史》(德康•索南曲杰英藏译,看召本藏汉译,《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重点探讨了吐蕃末代赞普达玛乌冬赞(朗达玛)及其后的历史,其中对几乎已成定论的“朗达玛灭佛”一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赤达尔玛取消了由国库供养僧侣的制度,但并没有消灭佛教,当时密乘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将密咒金刚乘视为佛教的精髓。赞普赤达尔玛取消国家供养僧侣的制度,惹怒了桑耶寺的堪布,并招致了杀身之祸。西藏从此陷入了长期的封建割据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宗教派别纷争的混乱局面,藏传佛教后弘期逐渐开始。
马德的《吐蕃国相尚纥心儿事迹补述——以敦煌本羽77号为中心》(《敦煌研究》第4期)一文,根据日本新出《敦煌秘笈》图录中所收羽077号之《本阐哺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某判官为国相尚给心儿祈愿文》和《赞普祈愿文》等三部文书,对吐蕃国相尚纥心儿的相关事迹进行了补述。这三部文书记载了在敦煌举办的与吐蕃宰相尚纥心儿相关的三次佛事祈愿活动,反映了尚纥心儿第二次短暂住敦煌期间曾一度想辞官事佛,但又不得不重新出山的过程,时间应该在公元817—819年间。
张延清的《吐蕃钵阐布考》(《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分析了钵阐布的起源及其音义,并对力促唐蕃会盟和远赴敦煌处理政教事务等钵阐布的主要活动进行了介绍。
另外,姚律的《关于唐代“西蕃”一词是指称吐蕃还是回鹘的再讨论》(《敦煌研究》第1期),对李树辉《库木吐喇石窟第75,79窟壁画绘制的年代和功德主身份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载西州“贞元七年没于西蕃”是指回鹘的说法提出异议,并结合《全唐诗》收录的描述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弃隶蹜赞的和亲诗18首以及咏叙朝廷命官出使“西蕃”的送行诗,认为唐代“西蕃”一词不是泛称,而是特指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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