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汉文部分）——藏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

（四）藏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

藏传佛教历史研究包括教义的传播，寺院、人物等的历史等，相对应的包括目前藏传佛教的一些相关现状的问题研究等。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如下：

吴景山和贾竞阳的《碑文所见明代在甘青地区弘扬藏传佛教的客观条件》（《中国藏学》第 3期）认为，明朝建立之初，即在甘青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通过广建寺院、颁行诏谕等措施安定僧俗民众，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明朝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这里顺利传播，究其终极原因，是在明朝建立之前本地区就已经具备了民族融合的良好氛围，和睦相处成为深得人心的理念等客观条件。

魏文的《滂汀巴昆仲与上乐教法在藏地和西夏的早期弘传》（《中国藏学》第 2期），通过对藏文文献材料的发掘，揭示出后弘期初期尼泊尔著名的上乐教法传承上师滂汀巴昆仲曾在甘青地方活动的历史史实，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讨论了其本身在早期上乐传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与同时期西夏上乐教法初传的密切关系。同时，本文也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后弘期初期滂汀巴昆仲对于沟通印、藏、汉佛教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杨士宏和山聪的《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以卓尼石门寺为例》（《中国藏学》第 3期），以卓尼石门寺为例，讨论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情况。文中提到“洮河岷”地区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边界”，也是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边界”。其中，藏传佛教自明以降在此广为传播，并与其他民族文化在相遇、相识的过程中，形成“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

旺多的《藏传佛教觉囊派发展史述评》（《西藏大学学报》第 1期），以汉藏史料为依据，以藏传佛教文化多元性为依托，展示觉囊派发展轨迹及独树一帜的一面。文中提到觉囊派是藏传佛教较有影响的一个教派，该派曾在历史上受到冷落、排挤甚至打击，走过了较为漫长的艰难岁月。觉囊派作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有自己的神学理论体系、自己的独特发展轨迹、自己的特定法脉传承，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众生信徒。

陈庆英的《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第 4期），内容包括：噶当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元代是噶当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噶当派支派分散，注重经典修持，参与地方政治不多，因此在元代西藏历史研究中提及噶当派的论著不多。元代近百年史中，噶当派起初由于自身态度受到蒙古势力的打击，之后很快得到恢复，对由元王室支持的萨迦派掌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大部分表示支持，也有小部分心存不满，终抵不过潮流所趋，随着萨迦派的关系与元朝廷建立了联系，完成了编辑纳塘版大藏经的巨大工程。梳理噶当派在有元一代的延续和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历史。

关于藏传佛教现状方面的研究，党措和安见才仁的《白玉达唐寺寺院教育的现状与思考》（《西藏大学学报》第 2期），对川青交界地带的果洛州久治县宁玛派寺院白玉达唐寺的寺院教育现状进行了调研。通过对该寺教法传承、教学体制、教学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研究，认为该寺寺院教育既继承了宁玛派旧有教育的传统，又在吸收格鲁派寺院教育特色基础上有所创新，博采佛教教育、世俗教育和义务教育之长，形成一套佛教理论与密法实践紧密结合、学习次第循序渐进，精心培养与服务僧众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以本派高僧著述为主、显密并举的教育内容；以月考和年考相结合的严格考试制度；以显密高级佛学院和白莲明慧学院相结合的培养制度；以学识渊博、精通佛理、传承佛法、严守戒律、道德高尚、化世导俗、引领众生为培养目标的教育方法，以及井然有序的组织体制，为藏族人民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推动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

现状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王少明等的《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的思考》（《西藏研究》第 1期），文中提出了以下观点：广大僧尼的公民本质，是加强和改进藏传佛教管理的法理依据和逻辑起点。深刻把握藏传佛教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对于提高藏传佛教寺庙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进行积极的社会管理、公共政策制定和有效执行、适应社会发展、维护藏区发展和国家稳定、加强宗教生态建设都必然要求加强和改进藏传佛教寺庙管理。

关于藏传佛教在国外的传播，本年度有两篇论文，其一是白玛措的《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的田野考察》（《中国藏学》第 3期），论文利用作者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对藏传佛教在美国的情况进行采访和问卷田野调查。论文依据田野的体验，分析了美国人接受藏传佛教的自身原因，由此提出藏传佛教在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并揭示藏传佛教在西方发展的趋势。其二是黄云静的《海外藏人移居美国与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世界宗教研究》第 3期），文中提到藏族人移居美国始于 20世纪 50年代，藏传佛教也随之传入美国。如今，在美国已经形成一些固定的藏族人社区，而藏传佛教在美国发展已经超出了藏族人社区，进入了美国的本土主流社会和精英群体，不仅对美国社会产生影响，亦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