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汉文部分）——苯教与民间宗教研究

（八）苯教与民间宗教研究

宗教哲学部分的研究成果中，除了藏传佛教的研究之外，苯教与民间宗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一直占有一定的比重，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如下：

曾丽容的《藏文文献中“བོན”（苯）与“གཤེན”（辛）二词考辨》（《中国藏学》第 3期），围绕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བོན”（苯）一词做了考辨，认为“བོན”（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还提出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གཤེན”（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བོན”和“གཤེན”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

徐东明的《论佛苯之争及其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 3期）一文的主要内容是：公元 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军事联盟政权，吐蕃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时，佛教也从中原、印度、中亚等地传入吐蕃。佛教作为一种新的外来文化，经过吐蕃王朝六位赞普的大力推行和传播，在与苯教经过长期的对抗、较量、冲突和融合之后，最终战胜了苯教，成为吐蕃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对西藏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宗喀·漾正冈布、王万平的《白马藏人古歌“gLu”与斯巴苯教》（《西藏大学学报》第 3期）提出，在汉藏边界地区生活的白马藏族人中，现在还流传着一种藏文记为“gLu”，当地藏语方言读作“勒”或者“鲁”的古歌，这些古歌在白马山寨的人生礼仪和祭祀仪式中还被广泛演述，被白马藏族人认为是他们文化与信仰的根基。文章在广泛搜集整理这些古歌的基础上，认为这些古歌与前佛教时期的斯巴苯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表现出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思想反映了斯巴苯教的“三元论”宇宙观、“三分法”的世界观和对“13”这个数字的尊崇。这些古歌为我们了解青藏高原前佛教时期的宗教信仰，尤其是白马藏族人的深厚传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拉毛吉的《从“穆”的词源与神话解析其宗教涵义》（《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对藏族古代四大或六大氏族名之一“穆”（rmu/dmu）做了探讨。文章从藏缅语系统中的“穆”与苯教文献中“穆”的神话传说两方面分析“穆”的词源。认为在不同的时期“穆”有不同的宗教含义。最初“穆”的含义可能指的是“光”“光明”；后来发展出“天”的抽象意义；之后逐渐精致化为“神”的意义，同时出现了穆神居住的地方“穆域”和穆神家族即“穆族人”，最后穆族人从神话中脱离了出来，成为藏族人真实的古代氏族名称。

杨黎浩《斯巴苯教概念与内涵辨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 6期）也探讨了斯巴苯教的概念，提出传统学术界认为辛饶米沃改革斯巴苯教、创建雍仲苯教，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斯巴苯教早期历史阶段中的一个改革者或总结者。在其之后，斯巴苯教一直不断发展延续并且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以辛饶米沃为标志划分斯巴苯教和雍仲苯教并不可取。通过分析五类吐蕃藏文文献可以发现，苯教后弘期之前并没有“斯巴苯教”或“雍仲苯教”概念存在。直至公元

913年苯教后弘期开始，苯教徒参照藏传佛教体系创立雍仲苯教，提出“斯巴苯教”概念并归纳原始苯教内容，将斯巴苯教内容纳入雍仲苯教体系之中，即为雍仲苯教四门一库分类法中的“黑水世续苯教”，或者为九乘次第分类法中的前四因乘，成为雍仲苯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美的《本教九乘与四门一库》（《世界宗教研究》第 2期）认为，关于苯教教义总体架构的分类有苯教九乘说、四门一库说、内外密说等。其中，无论是苯教九乘说，还是四门一库说，都充分反映了苯教教义总体架构的不同视角特点。同时，苯教九乘说的内部特点凸显在见地方面，四门一库说的内部特点凸显在通论方面。换句话说，“无上乘”是统领整个苯教九乘九个层级的见地，“一库”是四门即四大方面的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