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勘与梵语词义辨析

二、梵汉对勘与梵语词义辨析

在梵汉对勘及研究方面，黄宝生先生的《梵汉对勘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本年度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本书对汉传佛教净土宗两部重要经典作了梵汉对勘，并依据梵文本对古代汉译本进行了重新标点，特殊词汇或疑难之处均作出注释。同时，依照古代汉语的表述方式，把梵文本译为现代汉语，书后还附录有《佛说观无量寿经》，为了解和研究净土宗思想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由邝婷婷、曾勇、程树华等在《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第 6期）上发表的《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词汇的梵语—汉语对照翻译及研究》，是对古印度的传统医学文献所作的研究，不仅从《印度阿育吠陀药典》（Ayurvedic Pharmacopoeia of India）和《印度阿育吠陀处方集》（The Ayurvedic Formulary of India）中摘抄出吠陀梵语词汇，而且翻译成汉语，并制作成《阿育吠陀梵语汉语词汇表》。该词汇表以梵语字母为序，收录了阿育吠陀词汇 1743条，其中医学词汇 913条，药学词汇 791条，医学和药学共用词汇 12条，其他词汇 27个。词条均由拉丁体梵语、英语或拉丁学名和汉语三部分组成，其中病名附英文对照，生物种药物名附拉丁学名对照。同时，罗列了阿育吠陀三病素、三果药材、药物的特性和作用的梵语和汉语，并总结了阿育吠陀梵语词根。《阿育吠陀梵语汉语词汇表》为我国学者研究阿育吠陀医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和平台。

辽宁师范大学的康振栋发表的《竺法护翻译佛经的原典是否梵经》（《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 4期）一文，对中国佛教历史上杰出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所译的经典是否来自梵经问题进行了考察。有学者认为从竺法护的传记资料来看，他翻译佛经的原典取自西域，可能是用西域文字写成的“胡本”，而不是梵文经典。对此，作者通过综合考察竺法护的传记及其所译的《修行道地经》《阿维越致遮经》《渐备一切智德经》等八部佛经的序言、后记，并运用其所译的《萨昙芬陀梨法华经》与民族文化宫的梵文本《法华经》进行部分梵汉对勘，从而推断竺法护所译经典，虽然取自西域，但未必是用西域文字写成的，其所依的原典应该就是梵文佛经。

在梵汉词汇辨析研究方面，河南大学的叶平在《中国哲学史》（第 1期）上发表的《梵语“伊字三点”在华流变考》，着重考察了伊字三点“∴”传入汉地后，在汉地的流传和字义的演变，指出该字不仅与我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而且极大地扩展、丰富了其自身的意义和内涵。特别是汉传佛教的天台宗、禅宗、华严宗利用伊字三点来阐扬各自的本宗妙义，并与自己学派的宗旨融会贯通，在这样的和会中，伊字三点的意思被延伸为圆满、融通、不可言说等全新的意义。可见该字在中国传统佛教中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到了宋代以后，伊字三点又被儒学所吸收，发展为解释宇宙本体的方法论，进而成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象征。元文广在《西安航空学院学报》（第 6期）发表的《鸠摩罗什音译名称汉化之误考》一文对鸠摩罗什的名称进行了考察。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被称为三大译师之一，对于印度大乘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汉地佛教传统中，人们习惯性地将鸠摩罗什这一梵文音译名简称为“罗什”。作者通过对其名称的梵语研究，指出鸠摩罗什被简称为“罗什”不符合梵文原意，因为在梵文中，鸠摩罗什是由“鸠摩罗”和“什”两部分构成的，而“鸠摩罗”是一个不可分隔的词组，梵文为 Kumāra，而“什”的梵文为 jīva。由此可见，“罗什”的简称纯属中国人从本民族的语言思维习惯出发得出的一个新的代名词，属于梵文人名音译在汉化过程中的一个失误，这一失误造成了人们对鸠摩罗什名称的误用。

赵东明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 11期）上发表的《真谛译“转依”为“阿摩罗识”的问题》一文，对梁、陈两代之际的真谛法师（Paramārtha）在《决定藏论》中，将“转依”（āśrayaparivṛtti）一词翻译为阿摩罗识（amalajñāna）的问题进行了探析，指出真谛翻译“转依”一词为“阿摩罗识”，是因为真谛所属的摄论学派认为“三自性”中的“依他性”是可以被灭除的，这与后来玄奘大师的法相唯识宗一系的理论认为唯有“遍计所执性”可以消灭，而“依他起性”也是“根本无分别智”的所缘对象。由此可见，真谛这样的翻译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此外，陈开勇发表的《〈悉昙字记〉“归敬颂”小考》（《世界宗教文化》第6期），对中唐时期山阴沙门智广所撰述的一部梵汉双语语音学著作《悉昙字记》中关于开头“归敬颂”的讨论。现在流传的《悉昙字记》的“归敬颂”，均写作“na娜 ma么 sa娑（上）rva啰嚩（二合）jñā社若（而也反，二合）ya也”，但是，这并不表明它是正确的，其中 sa字的写法完全错误。作者认为造成这种错误的原由，在于后代抄者或刻者，见对音汉字“娑（上）”，即认为是“体文”中的“娑”sa字，这个“娑”字在发音的时候要带上 a，或者在第一章中要与 a进行拼合，正好也读成上声，于是据此而臆改梵字，将 ssa误改成了 sa。这一讹变所导致的问题是它无法与其后的 sarvajñāya形成语法上的协调关系（在语法上，sarvajñāya是 sarvajña的单数为格形式）。而智广原即写作 ssa，这对于字之读音、注释之体例、颂之语法皆契合无间，故“归敬颂”应该写作“na娜ma么 ssa娑（上）rva啰嚩（二合）jñā社若（而也反，二合）ya也”，即 namas sarvajñāya，这与日本法隆寺所藏的《般若心经》贝叶写本的写法是一致的。因此，nama sarvajñāya的写法是后代众多抄、刻者的误读，并使梵文书写发生讹变。这种讹误，不仅导致这些梵文对音汉字的注释体例产生不一致的矛盾，而且使 namas与 sarvajñāya的语法无法解释。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佛教所谓的“归敬颂”，其颂文一般是四句一首的诗文，如果仅有一句，称之为“归敬礼”可能较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