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汉文部分）

三、地理

以往地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弱，本年度始有重要著作出现。邓锐龄先生多年从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于本年度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元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考释》（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其中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南宋、元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进行了详细的考释。全书主要分为不同时期的疆界、图幅和地名考证三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西辽疆域浅释，

《中国历史地图集》宋时期西辽图幅地名考释（畏兀儿、虎思斡儿朵、玉深、合剌山、阿忽尔河、黑山等），《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察合台后王封地》图幅说明（1306—1330年），元时期《察合台后王封地》疆界资料，《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察合台后王封地》图幅地名考释（第一部分《察合台后王封地》图幅地名考释：阿里麻里、别失八里、独山、普剌、塔剌思等，第二部分《哈密力》图幅地名考释：哈密力、玉速曲、秃儿古阇、八儿思阔等）。后附哈密诸卫、《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亦力把里》图幅国界线走向说明（1484—1509年）、《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到明各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说明、东汉时期全图西域部分、南北朝时期全图西域部分、唐时期全图西域部分、辽北宋时期全图西域部分、金南宋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元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明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等资料。附录“杨图”琐忆、参加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的岁月、作者与谭其骧先生讨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唐、元、明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的往来信函等生动地记录了前辈学者从事伟大工作的珍贵经历。

除上述著作外，邓锐龄先生还曾就《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全国西北边疆地图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比如元代宗落窝阔台汗·察合台汗两汗国、明代察合台汗国分裂后东支的辖境、边界、境内功臣领地、直系子孙封地，以及明代后期东支再度分裂等情况进行过细致的考释。《〈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考释》（《中国藏学》第 S1期）整理、重现了作者完成于 1981年的４篇考释，即元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一，1280年）、元时期西北边疆部分（二，1330年）、明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一，1433年）、明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二，1582年）。通过上述考释，旨在说明在元明两代总图采用的年代内西北边疆的政治形势，并在图例、注记方面提出建议，以供总图编制参考使用。文末所附作者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的往来信函 14件，展示了老一辈学者探究学问的严谨态度，也为后学提供了榜样。

地理研究另一个主要领域的地理交通方面的成果有：张永攀的《乾隆末至光绪初藏哲边界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3期）一文结合各种史料记载，对乾隆末至光绪初年藏哲边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对白木戎与哲孟雄的关系进行了考辨，认为白木戎并非哲孟雄，而是廓尔喀入侵哲孟雄之前位于哲孟雄西北部或与哲孟雄相接的部族或地带，由之可以通往哲孟雄所属地区。其后，对西藏与哲孟雄早期界址、帕克里地方三处卡隘、哲孟雄与其他邻近地方的边界以及一些史料中的错误进行了考辨。文章最后对清朝对藏哲边界的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清朝对藏哲边界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但由于后来国家治理能力的衰减，其管理逐渐松弛。

《大清一统志》是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后编撰过 3部：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房建昌在《〈大清一统志〉西部西藏“阿里”四至与寺庙城邑考》（《西藏研究》第 2期）一文中以这部文献为基础，重点就其中涉及的西部西藏“阿里”四至与寺庙城邑进行了考证。比如《嘉庆重修一统志》中“阿里，东自藏界麻尔岳木岭，西至巴第和木布岭，二千一百余里；南自匝木萨喇岭，北至乌巴拉岭，一千三百余里”一句，其中阿里西至巴第和木布岭之巴第，即为“必的”，在今札达县什布奇山口北部偏西界外。北至乌巴拉岭其实为鸟巴拉岭，在喀喇昆仑山口与拉达克首府列城之间。“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统志”中“阿里正南至格地三日”，其中的“格地”为“日底”，即“什德宗”，其所在细德寺，即普兰县拉德寺，位于普兰县郊西南面西德村的一座山顶上，等等。作者认为，谭其骧的《清代西藏历史地图》对《大清一统志》“西藏”条下若干西部西藏部分地名做了定位，但仍存在一些错误。根据古今中外诸多史料对谭其骧清代历史地图存在的错误进行勘校，可对从事西部西藏史的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

刘立云在《明清陕藏商道研究》（《西藏研究》第 6期）一文中认为，茶马古道包括陕甘、康藏、滇越 3条，前两条均是陕西商帮最先走出。陕甘茶马古道与通往西域、西亚、中亚的西北丝绸之路相连；康藏、滇越茶马古道与经缅印直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接轨，茶马古道整体即可视为西北、南方丝绸之路的纽带。文章在回顾陕藏交通历史演变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明清时期的陕藏商道，对其中的陕川商道和川藏商道做了较为全面的考释。文章最后认为，陕藏商道开拓了汉藏民族贸易的往来及区域经济的繁荣，保证了汉藏民族关系的稳固及边疆统治的安定，促进了汉藏民族文化的传播及民族关系的融洽，对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保罗在《从史籍及〈格萨尔〉看丝绸之路与西藏的关系》（《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中依据汉藏文献资料及《格萨尔》史诗中的相关信息，就古代丝绸之路与西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析。文章认为，隋朝以前，北方丝绸之路上的张掖、敦煌、于阗等地与当时西藏高原上的苏毗、象雄、东女国等部落和部族之间分布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而且直通到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当时西藏商贾从张掖等输入的主要货物是丝绸，说明古代西藏既有北方丝绸之路的分道，又有与南方陆路丝绸之路相连的通道。经分析，古代西藏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莫大受益者，也是丝绸之路的积极拓展者，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中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定位。

王红丽、崔晨涛在《西藏古代邮驿的发展与传播特点》（《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 1期）一文中对古代西藏邮驿制度的产生、发展、灭亡及传播特点进行了阐述。文章认为，在与唐王朝不断的往来过程中，吐蕃逐渐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邮驿制度。自元代政权归中央后，历代王朝为统治西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广开驿路、设置驿站、制定严格的管理驿站的制度、输送管理驿站的官员。但是西藏由于自身政治、历史、地理等的特殊性，在把邮驿作为主要信道来传递和接受信息时，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传播特点。不过最终随着侵略者“客邮”的建立，邮驿作为西藏古老的通信方式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