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汉文部分）

二、考古

本年度的考古研究成果较多，特别是一批高质量著作和遗址挖掘简报的发表，加重了考古研究的分量。

著作方面，霍巍的《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分西藏史前考古与西藏文明起源，吐蕃王朝及其考古文化，吐蕃时代的物质文明，唐代碑铭与吐蕃交通，吐蕃分治时期的城堡、宫殿与寺院，综论等 6章，其中重点就卡若文化、曲贡文化、藏王墓考古、青海都兰吐蕃墓、吐蕃苯教丧葬仪轨源流的考古学考察、昂仁古墓葬的调查发掘与吐蕃时期的丧葬习俗、西藏新出土的早期黄金制品、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吐蕃王冠与突厥王冠、西藏西部出土古代丝织物、吐蕃与中原及中亚、南亚的文化交流、吉隆贡塘王城、卓玛拉康遗址、阿里贡塘王国、古格王朝、皮央佛寺遗址、东嘎石窟、卡俄普石窟、帕尔嘎尔布石窟等进行了讨论。在综论部分，作者对西藏考古工作做了相对全面的回顾。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主编的《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 2辑）》（科学出版社）一书以西藏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为主要讨论对象，收录了《林周旁多水利枢纽工程考古调查及发掘报告》《浅析 2012年度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及卡尔东遗址考古新收获》《西藏石窟寺综述》《西藏吉隆县帕巴寺保护修缮工程设计方案》等考古调查简报、专题研究、综述、建筑勘查报告、修缮方案共 21篇文章。整体上看，收录文章所讨论的时间上限至前吐蕃王朝（约公元前 11世纪至公元 7世纪）时期，下限到清代；内容涉及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古遗址、古墓葬、石刻造像、古建筑、文化线路等的研究成果。

石硕、邹立波、黄博的《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一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石器时代从西藏高原旧石器中的华北文化因素、西藏高原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西藏新石器遗址中来自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品种——粟（小米）、西藏卡若遗址中来自黄河上游的文化因素等西藏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出发，论证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下编吐蕃时期则从唐蕃文化交流背景：唐朝的入蕃汉人、唐代典章制度对吐蕃的影响、汉地宗教向吐蕃的传播、传入吐蕃的汉文典籍、从唐地传入吐蕃的物质文化、汉地传入吐蕃的历法技艺及其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原文化因素对西藏地区日益加深的影响。考古遗址发掘方面，藏王陵是历代吐蕃赞普的陵墓，地处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琼结县境内。陵区东西长约 2500米、南北宽约 1500米，面积约 375万平方米。为了进一步明确陵区布局，并为配合藏王陵保护规划的编制，2012—2013年，相关单位对藏王陵开展了地面勘测、石刻测绘、钻探、试掘等工作。

在 2012年地表调查中，在 1号陵封土西北边缘发现一段大致与封土边缘平行的石墙遗迹，初步判断可能存在附属建筑遗迹。为了了解上述遗迹的结构和时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3年 8月联合考古队在 1号陵周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西藏琼结县藏王陵 1号陵陵垣的试掘》（吕红亮、霍巍、杨锋、何伟、赤烈次仁、强巴次仁、夏吾卡先等执笔，《考古》第 9期）就是这次试掘的简报。简报认为，本次试掘的收获可大致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确认 1号陵存在吐蕃时期的陵垣，这是藏王陵研究史上的重要突破，为研究藏王陵陵墓制度及其与唐陵制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第二，发现了吐蕃帝国崩溃后西藏地方政权曾在藏王陵陵区进行一系列修缮和祭祀活动，显示出藏王陵作为一处“圣域”在西藏历史中的特殊地位。第三，为藏王陵的有效保护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列山墓地位于西藏林芝地区朗县金东乡列村东北约 1.5公里的列山南坡，墓地面积约 80万平方米，已发现不同规模和形制的墓葬 213座以上，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墓葬 191座、西区 22座。1982年和 1987年，列山墓地曾试掘两次。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其文化面貌，1993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与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列山墓地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发掘，仝涛、赵慧民执笔的《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与发掘》（《考古》第 11期）就是此次工作的主要收获简报。文章分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墓地附属遗迹（碑亭基址、房址）3个部分。结论认为：M155出土木构件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 1275年，树轮校正后为公元 682—888年。1982年发掘的墓葬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 700年和 740年，由此基本可确定该墓地为吐蕃时期遗存。列山墓地的墓葬形制和构筑技术也具有典型的吐蕃时期墓葬特征。从墓葬形制来看，存在多种形制共存的现象，意味着列山墓地使用了较长时期，墓葬的营建技术也有改进。关于列山墓地的墓主人，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吐蕃王室贵族或者地方上层统治者，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考古研究方面，在近几年西藏西部的古墓葬中，故如甲木古墓葬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叶遗物。这些“疑似茶叶”的植物出土时已呈黑色团状，经测定内含只有茶叶才具有的茶叶植钙体和丰富的茶氨、咖啡因等成分，因而可以确定“这些植物遗存都是茶叶”。据碳十四测年，其年代为距今约 1800年。

霍巍在《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西藏大学学报》第 1期）一文中分析了阿里地区出土茶叶的考古意义。文章首先对藏族的饮茶习俗、文献对茶叶来源的记载进行了介绍，然后以这次考古发现为依据，对早期西藏的饮茶习俗做了几点重要推测，比如习俗在当地具有一定身份等级的人群中已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茶叶的食用方式是既可食用，亦可饮用，二者兼备；可能存在着当时用于饮茶的茶杯和茶碗，也可能出现将茶叶与奶制品、盐等混合制作饮料的习俗等。文章最后认为，西藏考古的新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旧有知识，证明茶叶传入藏地的时间比起汉藏文献记载所称是公元 7世纪之后，要早出许多，大体可以肯定是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便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到西藏高原。而且，这些最早的茶叶传入藏地的路线与途径，也很可能与后来唐宋之际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即所谓“茶马古道”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汉晋时期通过西域汉晋“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

在青藏高原早期史地研究中，古象雄王国的都城琼隆银城今地的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探讨，张云的《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今地考——兼论象雄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中国藏学》第 2期）一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对学术界争讼未决的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的今地进行了考证，认为就目前学界的主要观点来看，琼隆银城位于今西藏札达县的曲龙地方的看法从几个方面都经得起考证，但在保护和开发上不应放弃卡尔东遗址，应该注重两者的整体性。另外，文章对于象雄文明的形成及兴衰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古代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繁荣的玉石之路、食盐之路、茶叶之路、丝绸之路、麝香之路、白银之路、苯教传播之路等，均与阿里地区交集，在此助力象雄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通过交流借鉴推动象雄文明的诞生与灿烂，而其衰落也正是这些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导致的。

青海省都兰县热水河南岸的吐蕃三号墓曾出土 12块长方形大石条，其中四块各写有一藏文字，学界对此已有探讨。恰嘎·旦正的《都兰吐蕃三号墓石刻考析》（《西藏研究》第 1期）一文对此进行了再讨论，认为 4个石碑文字应该依次读作“伦谢乌赤嘎”（བློན་ཤེའུ་ཁྲི་ཀ），葬于该墓的人物也是吐蕃赞普时期的谢乌氏族重臣。对照文献记载，谢乌大臣是对吐蕃政权的军政大事有过重大功勋的重臣，曾经参与经略吐谷浑地，当地日后便成为由谢乌氏族部落的后裔谢乌大臣掌握政权、颁布法令的政治中心。因此依照惯例，这位重臣去世后，他的尸骨也就安葬于离吐蕃的首府拉萨相距千里之外的都兰县境内。同作者与桑吉尖措的《赠封“达赖喇嘛”尊号之寺院——仰华寺遗址考析》（《中国藏学》第 2期）一文对历史上的仰华寺及其遗址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介绍了仰华寺创建的历史背景，然后综合运用历史文献、遗址遗物、口碑资料等，通过文献考证、实地考察等多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指出现位于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谷地的加拉旧城为仰华寺遗址。最后探讨了保护仰华寺遗址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