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历史考古地理文献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召开,以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活动,更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保证了历史和文献研究的继续推进。下面就本年度历史考古地理文献研究分类回顾。
一、历史
(一)总论
由于 2015年 8卷 13册的《西藏通史》的出版,迎来了近几年来通史研究的高峰。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出版有一系列志书和集刊类的论文集,其中一些论文涉及历史、考古和历史文献研究。
首先需要重点提到的是 8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本届会议的历史组分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共有 40多位学者提交参会论文(包括十几位海外学者)。从整体分布看,内容涉及历史进程、事件、制度、人物、地理和文献等。
按照时段划分,可以归为早期、吐蕃、宋代的研究论文包括:《考古发现与吐蕃王朝时期的“丝绸之路”》《赞普松赞干布与佛教》《吐蕃噶氏家族发源地考证》《唐初边疆政策对吐蕃及吐谷浑王朝兴衰的影响》《再论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之建制》《藏文史籍所载古藏文“ཐང་མཚམས”之新探》《吐蕃、土伯特辨正——兼论土伯特一词的前世今生》《刍议历史上琼布丁青与古象雄的关系》《吐蕃对丝路文明传播的历史贡献》《唐代儒家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对吐蕃政治的影响》《从〈拔协〉中四个词汇的运用看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裂变》《阿底峡传记中至金洲求法的不同记载》《川西北嘉绒藏人与象雄琼氏渊源关系探讨》《恰洛译师曲杰贝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等。
归为元明清时期的研究论文包括:《元朝时期“达仓宗卡”的兴衰初探》《元代多康藏区与西藏的关系考略》《元朝末年西藏地方的政治格局——以大司徒绛曲坚赞的记载为核心》《德衮布摩哈嘎喇寺庙与元朝中央政府的介入问题》《从遗址和口传历史再论白利土司》《清代金瓶掣签制度在雍和宫的实施》《18世纪初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卡尔梅克汗国的政治进程》《18世纪蒙古高僧松巴益西班觉的生平事迹述评》《热贡地区蒙古军营土城遗址和四寨子的由来》《论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对六世达赖喇嘛的认定》《论六世班禅喇嘛罗桑华丹益希的〈世界地理课本〉》《通过贸易与文化通道看拉达克与西藏的关系——以洛查使团为例》《清代西藏地方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初探》《早期传教士对藏族人民和藏文化的表述》《试论清末亚东税务司与藏哲边界纠纷》等。归为民国与当代研究的论文有:《〈十三世达赖喇嘛遗诫〉探究》《帝国列强争斗时期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西藏(1900—1910)》《从档案史料看民国时期中央驻藏机构的设立变更与职官任免》《英国中立派势力在 1912年帮助中国卫戍部队安全撤退的有关历史研究》《君庇亟美喇嘛的达旺秘密之旅》《北洋政府时期旅京藏族人研究(1912—1927)》《日本的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多田等观的收藏》《近代西藏赴印度女留学生研究》《喜饶嘉措大师与藏族新文化建设(1949—1964)》《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与藏族文化研究》《述论才旦夏茸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国民政府时期在内地求学的藏族青少年评述》等。
关于集刊类的论文集,其中有祁晓萍主编的《安多研究(第十三辑)》(甘肃民族出版社),当中关于历史类的论文有王东《吐蕃王朝政治生态环境考述——以告身为中心》、卢本扎西和喜饶尼玛《略述喜饶嘉措大师与西藏和平解放》、丹曲《历史上洮岷地区著名高僧述略》、崔星《吐蕃王朝的杰出僧相》等。周伟洲主编的《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收录有霍巍的《丝绸入蕃:考古学的观察及其文化史意义》一文。《民族法制文化研究》第三辑为“藏族法制现代化研究”专刊(民族出版社),其中收录了《论藏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河西吐蕃文书简述》《两唐书〈吐蕃传〉吐蕃制度补证》《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八思巴时期的两种行政体制》等文章。
本年度在藏族远古氏族属性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比如完德加的《“培米”藏族远古氏族考据》(《中国藏学》第 2期)一文就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和川滇平原交界处,自称“培米”或“仲米”的藏族群体的远古氏族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将汉藏史料与本土历史文化信息结合起来,在他者和自我的双重视角下,对“培米”藏族远古氏族属性进行考证。认为学界就这个群体的族属来源提出了牦牛种说、白狼羌说、党项羌说和藏族说等不同的观点,但从其本身自古流传下来的氏族叙述传统,以及群体称谓、祖谱、语言、宗教等来看,他们与普米族同属古代“布曲董”的后裔,而根据藏族史料,“布曲董”是藏族远古“四大主要氏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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