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艺术方面研究的成果数量不是很多,在整个藏学研究领域中依然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尤其用藏文写作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与当下藏族传统绘画唐卡艺术和造像艺术的绘制技艺得到传承与保护并日益兴盛,各藏区的藏族艺术品市场逐渐升温和相关的文化艺术创意产业迅猛发展的状况极不相称,需要学界引起注意。但是从本年度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内容上看,涉及藏族传统绘画、造像、音乐、服饰、藏戏等多个专业领域,呈现出研究领域和关注点逐步拓宽、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态势。成果既包含了艺术史、艺术理论的研究,也包含艺术文献解读和艺术实践探索 ;大多数研究注重对田野调查和材料的充分运用。
一、绘画
赤培·巴桑次仁、杨力勇的《再议西藏唐卡的起源及“唐卡”一词的涵义》(《西藏艺术研究》第 1期)一文,依据古藏文材料并以语言学、词汇学材料,对“唐卡”一词加以分析,认为“ཐང་།”(唐)在古藏文中带有记录成册之意,具体来讲是把重要事件记录成册并留于丹青之意,后缀单字“ག”(喀)隐含表面、形状、颜色之意,两字组合起来,就有着某一事件的过程情景,人物的生平传记,宗教的深邃教义、繁琐仪轨等以具象的图画形式记录于纸与布上的意思。并从史料角度考证“唐卡”一词并非外来借用的概念。在论及唐卡艺术起源时,作者更倾向于高原本土说,高原史前文明是造就唐卡的母胎,苯教文明是唐卡起源的初始动力。作者指出唐卡最初形制很可能来自于苯教时期的隆达经幡及吐蕃军队的旗幡;佛教文化则是唐卡最终定型的主要原因,印度布画(pata)与汉地敦煌旗幡画,尤其是印藏及唐蕃佛教文化交流决定了唐卡的绘制风格及形制样式的定格。
更藏尖参的《简析青海热贡扎西齐寺藏上师唐卡画像》(《西藏艺术研究》第 2期)一文,简要分析了青海热贡扎西齐寺藏上师夏日仓·格丹嘉措唐卡画像的绘制年代、收藏价值、绘画风格等问题,探讨了此幅上师唐卡画像的历史考古价值。作者认为,这幅唐卡的作者为年都乎噶吉,生于青海热贡,生活在18世纪,他是热贡唐卡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唐卡绘画大师。
央拉、扎曲的《浅析西藏佛教艺术“莲花生曼陀罗类”成因》(《西藏艺术研究》第 2期)一文,指出藏密曼陀罗主尊,因行者所修法系不同,呈现出以不同主尊为中心的曼陀罗艺术形式。作者从该类曼陀罗的主尊莲花生作为历史人物、无量光佛的化身及藏传佛教宁玛派的祖师等角色入手,解析西藏曼陀罗类别之莲花生曼陀罗的形成原因。
尼玛江才的《玉树通天河流域凹穴岩画的发现》(《西藏艺术研究》第 2期)一文,对青海省玉树通天河流域发现的凹穴岩画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作者认为,发现的凹穴岩画既有敲凿也有研磨,按载体分为大石凹穴岩画和崖壁凹穴岩画。大石凹穴岩画地点有东果、客尤山、扎寸朵义三处,崖壁凹穴岩画地点有白塔渡口、新寨然吾普玛、新寨仁桑贡宝、巴塘乡卓玛扎杂四处,并对以上几处凹穴岩画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凹穴岩画一般带有伴生图案、伴生风物及传说,表明这些凹穴岩画反映的主题与生殖崇拜、女性及传达信息有关,但两种载体的凹穴岩画的功能和目的有一定区别。
张亚莎的《青藏岩画系统中的甘肃祁连山岩画——兼论中国岩画的四大区域类型》(《中国藏学》第 4期)一文,指出甘肃境内岩画从中国岩画分布格局上看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新疆三大板块,其岩画主题归属青藏系统,也有北方胡狄系统民族文化部分基因,呈现为“羌胡杂糅”的结合部特色。中国岩画可大分为北方岩画、青藏岩画、西南岩画与东部岩画四大区域类型,其中青藏岩画系统的岩画制作族群正是古代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西羌”或“西戎”,中国西北部的甘青地区及藏北羌塘的岩画主题又有很强的相似性。
董晓荣的《阿尔寨石窟第 31窟毗沙门天王图像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4期)一文,对阿尔寨石窟第 31窟壁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及八大药叉图像进行分析,再与汉传佛教中的毗沙门天王像、藏传佛教中的毗沙门天王对比,试图说明阿尔寨石窟第 31窟壁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像既有藏式风格,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蒙古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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