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研究（汉文部分）

四、《格萨尔》研究

本年度《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绩，在此选取几篇重要论文稍作介绍。

诺布旺丹的《〈格萨尔〉学术史的理论与实践反思》（《民间文化论坛》第4期）一文讨论了《格萨尔》史诗研究、保护的特点。作者认为，从《格萨尔》史诗学术研究的兴起（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始终贯穿着一种学术理念的实践特点，这种实践的主体是民间、学界和政府，通过三方合力协作实现的。从其研究历程来看，起步之初很明显被赋予了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色彩，是在当时中国推行的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20世纪 80年代，作为《格萨尔》研究与保护的中兴时期，它是作为一种国家使命展开的。进入新世纪，则从国际非物质文化视野开展了保护和研究。期间检讨了过去研究与保护中的不足，特别对于《格萨尔》史诗“文化语境”缺乏的关注，是这个时期的鲜明特点。作为一种特例的“多重模式保护的果洛《格萨尔》实践”，更有效地实现了民间、学界和政府通力合作的成绩。

徐其超的《〈格萨尔王传〉对文艺语体的开拓创新——基于与荷马史诗的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10期）讨论了《格萨尔》与《荷马史诗》所具有的语言风格特点，以及它们对于文学创作的贡献。作者认为，相对于传统的作家创作来看，史诗尤其是《格萨尔》与《荷马史诗》，尽管二者在格律上存在差异，但所呈现的一些共同的语言风格，却对文学欣赏和创作提供了无尽的宝藏。具体来看，作者认为这些语体风格正是主要通过史诗所强调的“修辞格”完成的。

作者认为，通观《伊里亚特》《奥德赛》和《格萨尔王传》，发现这些史诗反复使用的数量巨大的修辞格是比喻、夸张、反复、摹绘以及比拟、象征、排比等等。这些辞格的功用在于增强形象美，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史诗编创者正是对这些辞格的得心应手的使用，将人、事、景、物，绘形绘貌、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给听众和读者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形象逼真感。在注重辞格的同时，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传》又注重引用格言、谚语，让它们在叙述中画龙点睛。史诗创编者运用丰富的形象思维，借助民族部落积存于神话传说和歌谣的丰富口传语体财富，开拓创新了规范性很强的文艺语体。为日后各自语系更进一步构建诗歌、小说、戏剧剧本等语体扎下了根基，搭起了台阶，提供了范式。

保罗的《从史籍及〈格萨尔〉看丝绸之路与西藏的关系》（《西藏研究》第 2期）探讨了《格萨尔》史诗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作者根据西藏历史和《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认为史诗反映了西藏远古十二小邦时期前的久远历史（也即《格萨尔》反映了隋唐以前青藏高原的历史）；同时认为，岭国的最初居住地当在今西藏芒康、贡觉等一带，后因遭特大雪灾而陆续迁徙和扩张到西藏江达、四川德格、青海玉树和果洛一带。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根据汉藏历史文献，比对《格萨尔》史诗中的文化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汉文献中的“丁零”似是《格萨尔》中的“上岭”（stod gling）。汉文文献中的“白兰羌”则可能是《格萨尔》中的“岭国”。从《奇日珊瑚宗》中的奇日部落的地形地貌以及《格萨尔》所描述的位置来看，可能是指如今的新疆东南、甘肃西南、青海东北部的连接点柴达木盆地南端一带，并与贯穿张掖、敦煌、若羌、且末、民丰、于田、和田等地的北方丝绸之路靠近。从《阿扎玛瑙宗》中藏文“阿扎”这一称呼中可以看出该部落区域多出玛瑙，该区域大致在今西藏阿里西南部或日喀则西北部的中尼、中印交界地区。《弭药黄金宗》中的党项或弭药除了“其东界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以外，它的西北部和西南面与西藏高原上的苏毗、东女国连接，东北部与我国西北汉族地区相望，南面或东南面与《格萨尔》中的岭国部落联盟等毗邻。它是当时青藏高原上的重要部落，而且处于中原内地与西藏高原之间的交通枢纽上，等等，这些结合历史文献与史诗内容的讨论，无疑对于挖掘《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李连荣的《四川博物院藏 11幅格萨尔唐卡画的初步研究——关于〈格萨尔〉史诗的故事系统》（《西藏研究》第 6期）和《四川博物院藏 11幅格萨尔唐卡画的初步研究——关于绘制时间问题》（《民间文化论坛》第 4期）讨论了四川博物院藏 11幅格萨尔唐卡画的绘制时间与故事系统。作者认为，通过所绘《格萨尔》史诗的故事内容，可以推测这些绘画应该绘于 18世纪左右的康定地区。从其故事系统来看，可以认为，它是依照蒙古文北京木刻本的总体样子，寻找到了甘南本、林葱本等本子作为底本，然后编辑而成的一个故事系统。

王艳的《史诗的田野——白马人〈阿尼·格萨〉田野调查报告》（《兰州大学学报》第 5期）介绍了白马藏族中传承的《格萨尔》史诗的现状。作者于2015年随同他人前往四川省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厄哩寨以及扒昔加寨，调查了有关白马藏族中传承的《阿尼·格萨》的情况，主要访问了巫师塔汝、传承人旭仕修等人。认为《阿尼·格萨》在白马人中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正如 2011年有人已用汉文整理发表的文本，它讲述了白马藏族的历史记忆，是民族祖先英雄崇拜的遗留。此次调查中，通过白盖（巫师）塔汝提供的《索伊》文献中记录的有关“格萨尔降妖除魔”的片段来看，白马藏族中不仅讲述着《格萨尔》史诗，同时也存在文本记录的《格萨尔》史诗。

事实上，关于《索伊》文献应该是藏文 gsol yig（音为索佑，意为祭文）的音译。这种文献大多是祭祀山神、水神等神祇的祭文，苯教、佛教中均有传承。根据白马藏族地区的情况来看，苯教文献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对此古老宝贵文献做抢救性搜集和整理是当务之急。

才旦的《探析〈格萨尔〉中与“岭”相关的名称》（《西藏研究》第 2期）讨论了《格萨尔》史诗中与“岭”相关的部落、氏族等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新意。作者首先总结了过去学者们关于“岭”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得出“岭”是指一个关于多康地区长江、黄河、澜沧江一带地区概念的认识，这与曼秀·仁青道吉的观点一致。然后讨论了史诗中的“六部落”和“格萨尔”等名称问题。作者列举新近发现的吐蕃时期苯教文献《当许噶塘蜂巴奇塔本古苯教文书汇编》中的“格萨尔”等名称的拼写，认为“格萨尔”一词有可能最早来自玛桑九兄弟统治时期产生的格玛桑赛噶（ge ma sang sad dkar）或者格萨噶（ge sad dkar）一词的音变。而“岭·格萨尔”是 11世纪时期多康地区六大部落的首领，《格萨尔》中的主人公则是以上述人物为原型，约于 14世纪随着《朗氏家族史》的形成而形成的。此外，作者还概括介绍了前人关于“岭六部”的观点，即岭国的六大部落是在藏族原始六姓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此外，本年度丹曲著有《藏族史诗〈格萨尔〉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结了其多年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成绩；加央平措的专著《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藏传佛教为视域的文化现象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析了格萨尔作为神祇在民间信仰的一般特点；杨学武老先生著有《岭国人物》（青海民族出版社），介绍了史诗中各种人物的情况，等等。这些新著为《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增色不少，抑或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