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汉文部分）

本年度用汉文发表的相关藏族文学研究与评论的文章、专著，从数量上来看，尽管与往年相比稍有减少，但从质量上来看，却有一定的突破。下面就“古典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评论”“民间文学研究”和“《格萨尔》史诗研究”等几个方面，逐一进行介绍。

一、古典文学研究

本年度藏族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关注热度并不高。其中有许多文章讨论的是《仓央嘉措情歌》的翻译问题，但并没有更大的突破，因此也就不再做介绍。不过在传记文学、《罗摩衍那》以及近代小说方面，有可喜的成绩。最为重要的是，西藏传统诗学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是本年度的重要成果。下面稍作评介。

贺文宣先生翻译了其老师东噶·洛桑赤列的《藏族诗学修辞指南》（中国藏学出版社）。这本重量级原著在 20世纪 60年代撰成，并通过讲授不断完善，于80年代出版。至今，该著作仍在整个藏族学界影响重大，作为高校藏学必读教材，影响了几代学人。本年度将其翻译为汉文公之于世，定将对未来藏族诗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根据笔者对照两书（原著与译著）及相关著作的感受，略微谈谈译著的特点。总体上来看，这部译著忠实全面地反映了原著的精髓，并且译者的一些补充说明，很好地阐释了原著对于汉文学者来说较难理解的方面，比如译著中添加的“歌诀”一词，对于理解藏族“诗歌”概念，就是很好的阐释。另外，还必须强调译著的“忠实”特点，这反映在译者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语言风格，特别是诗文翻译，尽量做到原诗形式特点的“保留”，足见译者的修养与功力。

当然，每一种翻译并非尽善尽美。笔者认为，该著作的翻译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对一些零星小词的“误解”，如 rkang drug译为“蟋蟀”（藏语“蜜蜂”之辞藻“六足”），skyes bu译为“人”（原词中含有“有勇者、有根基者”，早先汉译为“丈夫”或“士夫”）以及敦煌文献的理解等等。译者的这种翻译处理，对于汉文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可能比较容易和方便。但某种程度上“丢失”了原有的韵味。该翻译著作还需更多的学者来参与讨论，以趋更好更完善。

以《诗镜》为主的印度—西藏诗学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不论是从梵文译出，或者是从藏文译出或转译），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主题之一，但在现代中国汉文学领域内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近年来，黄宝生译《诗镜》（2007）、《藏汉大辞典》中的“三十五义庄严”、赵康译《诗镜》（2014）、贺文宣译《藏族诗学概论》（2015）等著作中对于其中专业术语特别是各种“修饰法（或庄严）”的翻译等，或许会在未来的中国汉文学理论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明显的，术语翻译的不统一，是造成直接影响其效果的关键所在。就拿藏族学者特别重视的“三十五义庄严”中的名称来说，上述诸位的翻译差异较大。很显然，黄宝生的翻译非常接近“现代诗学”的理念，贺文宣的翻译更接近“传统诗学”，而赵康的翻则介于二者之间。比如其中的 cha yi rgyan，黄译为“掩饰”，贺译为“片面”，而赵译为“掩饰”。类似的译文含义差异还有很多，在此不赘。笔者认为，既然是“诗学理论著作”，就更应该考虑与吻合现代诗学的概念。如果译者在译著末尾附上相关术语对照表，或许更有助于理解这些概念。

才让加的《论藏族传记文学的分类及其文体特征》（《世界宗教文化》第 4期）一文，讨论了藏族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不同类别以及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概括介绍了这一特殊文类的总体情况。该文认为，藏族传记文学随着《佛本生传》及《譬喻经》等佛教经典的译介工作而产生。因故“早期的传记从内容到形式、结构各方面均带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特点，但后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诸多藏族独有的特点”。作者认为此文类可分为五个阶段：“萌芽阶段，即吐蕃王朝时期（7—10世纪）”；“形成阶段，即分裂割据时期（11— 13世纪）”；“发展阶段，即萨迦帕竹时期（14—17世纪上半叶）”；“鼎盛阶段，即甘丹颇章时期（17世纪下半叶至 20世纪上半叶）”；“承前启后、整理保护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至今”。

从类别上来看，藏族传记文学根据传记人物身份可分为智者传、圣者传、活佛传、王臣传等；根据传记作者可分为自传和他传；根据传记内容，可分为一般传记和特殊传记两种；根据体裁可分为传说型传记、小说型传记、诗歌型传记、评论型传记、祈赞型传记等；根据容量或篇幅大小可分为广传、略传和小传三种；此外还有特殊的列传和虚构半虚构的戏剧传。从总体特征来看，藏族传记文学由于传记人物的特殊身份、写作要求与动机、内容与语言以及结构和文末说明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传记文学呈现出特殊的一面。比如文末说明中强调作者、时间与地点内容，具有如下意义：指明作者特殊的学修环境、学识、法脉传承、写作条件。“标注写作时间与记录人，证明传记作者、成书时间、版本、内容等的真实性，借此也可以判断其史料价值”。

仁欠卓玛的论文《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翻译时间与故事文本探析》（《西藏大学学报》第 1期），讨论了《罗摩衍那》翻译为藏文的时间以及不同译文本内容的特点。作者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保留着五种编号的翻译本，它们分别是 I.O.73A、I.O.737B、I.O.737C、I.O.737D、P.T.983。从过去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吐蕃社会状况和引进佛教文化的历史时期，再加上这五种译文本所呈现的内容特点等方面来看，可以确定，《罗摩衍那》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或与其相近时期的译文”，即“大致在公元 8世纪中叶到 9世纪中叶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也即可以确认“……公元 9世纪印度两大史诗的故事已流传到了吐蕃”。从译文内容来看：1. I.O.737A与 I.O.737D为同一写卷的不同部分。2. I.O.737B为 I.O.737A与 I.O.737D的缩写本，但其中讲述罗摩前世的情节与 I.O.737D和I.O.737A有出入。3. I.O.737C主要讲述了十首魔王达夏支瓦（罗波那）的故事；其中，达夏支瓦三兄弟祭祀供养黑天、祈求赐予成就的情节与 I.O.737D中内容相似。4. P.T.983主要讲述了民众向罗摩进献悉多的过程。其中罗摩兄弟与猴王妙音订立协定，争夺王位与解救悉多的情节（悉多被劫情节残损）与 I.O.737A中描述文字完全一致。

赵国栋的《藏族民间寓言文学〈茶酒仙女〉的研究》（《西藏研究》第 5期）介绍了近代小说《茶酒仙女》（ja chang lha mo’i bstan bcos意为“茶酒女神之论”）的情况。作者认为，尽管前人对此部小说的作者和文体有一些研究，并且也有研究者根据传说认定该寓言的作者是第司桑结嘉措的俗官彭仲·次旦益西，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该寓言英译本的情况。

SlexanderFedotov and AcharyaSangye T. Naga 1993年英译本《茶酒仙女》（The Dispute Between Tea and Chang）依据的藏文原本，英文版本似乎与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版的版本之间，存在抄本方面的差异。由此可知，通过多个文本的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古代文学的价值。无疑，这篇文章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的研究和介绍也是值得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