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文献研究（汉文部分）

五、藏文文献研究

敦煌吐蕃时期的文献研究，对古代藏语言文字研究很重要。对于古藏文字形、书写特点及部分文献的解读是 2016年敦煌文献研究的主要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有：高定国的《敦煌文献中藏文字形及书写特点的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期），陆离的《敦煌藏文 P.T.1185号〈军需调拨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西藏研究》第 2期），杨铭、杨公卫的《武内绍人与〈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3期），改玛本的《吐蕃时期古印度因明文献初析——以敦煌藏文残卷 P.T.0123为例》（《西藏研究》第 3期），陈践的《敦煌古藏文 ཁོལ་ཡུལ与 འདམ་པོ疏译》（《民族翻译》第 2期），吉加本、更藏卓玛的《从伦理学角度浅析敦煌古藏文写卷〈兄弟教诲录〉的伦理价值》（《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 3期），王东的《敦煌古藏文文献 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小议》（《文献》第 3期），杨铭的《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西域研究》第 3期），阿旺嘉措、张霞霞的《P.T.1038汉译及其专有名词“蔡”、“觉”考释》（《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3期）等。

高定国的《敦煌文献中藏文字形及书写特点的研究》一文，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影印版中的藏文字形为研究对象，将敦煌藏文字形的书写特点、笔画特点、结构特点与现代藏文字的书写、文法进行比较，指出敦煌藏文文献中字符的书写、文法等与现代藏文字符的书写、文法等的高度一致性，说明藏文在发展、使用过程中不断统一、规范的发展路径。陆离的《敦煌藏文 P.T.1185号〈军需调拨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认为 P.T.1185号《军需调拨文书》时间在 9世纪前期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之时，文书出现的论悉达古（བློན་སྟ་གུ）应为吐蕃东道节度使衙署中的官员或安抚论（བདེ་བློན།德论）。吐蕃统治下河陇、吐谷浑王国地区军用物资的征集和作战阵亡者的抚恤费用发放都由东道节度使衙署官员和安抚论德论（བདེ་བློན།）等共同负责。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王国的军政事务除了由吐谷浑小王（དབོན་འ་ཞ་རྗེ）管理外，同样受到吐蕃东道节度使、安抚论（བདེ་བློན།）等的直接管理，吐蕃统治下河陇等地的党项部族则多被编入吐蕃、孙波、通颊部落。杨铭、杨公卫的《武内绍人与〈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一文介绍了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所著《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Tokyo,1995）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意义，并对中译本的出版情况进行了介绍。改玛本的

《吐蕃时期古印度因明文献初析——以敦煌藏文残卷 P.T.0123为例》一文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发现的敦煌藏文残卷 P.T.0123进行研究，发现 P.T.0123号写卷应由法称的《正理滴论》和《成他相续论》、律天所著《正理滴论疏》和《成他相续论疏》四部残卷组成；对 P.T.0123号写卷与四部不同版本的《丹珠尔》中相关论典版本进行比较后，认为《成他相续论》由印度堪布扎拿牟扎和大译师完德叶西等翻译审定，《正理滴论疏》由印度堪布释达斯哈和大译师比丘巴泽翻译审定；《成他相续论疏》由大译师巴泽热切达翻译审定；敦煌本《正理滴论》产生年代晚于 1312年，是纳塘版或者是后期单行本的校勘版。陈践的《敦煌古藏文 ཁོལ་ཡུལ与 འདམ་པོ疏译》一文对《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的“ཁོལ་ཡུལ”（奴户）和“འདམ་པོ”（告发人）二词的深层内涵作了较详细阐述；并与新发现之《吐蕃文书残卷》（下）中关于惩罚相关段落进行对比，分析二者译文不同之处，供读者参考。吉加本、更藏卓玛的《从伦理学角度浅析敦煌古藏文写卷〈兄弟教诲录〉的伦理价值》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伦理学原理，对吐蕃时期人们的伦理道德观进行了浅析。王东的《敦煌古藏文文献 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小议》一文，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 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与吐蕃王朝对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规定密切相关，有助于学界深化对吐蕃告身制度特别是授予对象的理解以及了解整个王朝时期对僧侣所授告身的阶段性变化，并最终取消对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杨铭的《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一文系统梳理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斯坦因藏品中的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情况，讨论了这些写本的编号、数量、主要内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阿旺嘉措、张霞霞的《P.T.1038汉译及其专有名词“蔡”、“觉”考释》一文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P.T.1038记载的聂赤赞普世系中出现苯教著名的古辛“蔡”“觉”进行了分析。文章在著录藏文原文，进行汉译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探讨了苯教古辛的来历、地位、影响，并对吐蕃赞普时期出现的苯波——“蔡”和“觉”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研究。此外，桑吉东知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综述——以藏文论文为中心（1982—2014）》（《中国藏学》第 3期）一文，以1982年以来 30余年中，用藏文发表的有关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论文为对象，对所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分类梳理，作了简要的评述。

关于其他文献的研究主要有：赵艾东的《19世纪下半叶康藏天主教士的天花接种与藏文编纂》（《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 1期）一文，认为 19世纪下半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天主教士出于宣教目的及对康藏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在康藏地区开展了天花人痘接种并边学藏语边编撰了《藏文—拉丁文—法文词典》、藏文圣歌谱本等书籍。前者是对康藏地区卫生防疫的最早贡献，后者在客观上促进了康藏地区的文化互动。这就为我们研究近代康藏史与康藏地区的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陈继宏的《劳费尔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研究浅介——以吐火罗语、藏语、西夏语为例》（《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第 2期）一文，认为美国语言学家伯托尔德·劳费尔对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以其对吐火罗语、藏文、西夏文发表的三种成果为代表，内容涉及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外来词ri、汉语中的吐火罗语外来词“阿魏”、藏文书写形成时间与藏文语源、西夏文音韵学与句法结构等丰富内容，由此可窥其在语言学研究上重细节与实证、与历史学相结合、跨学科、立足科学的研究方法等特点。

赵天英的《甘肃新见瓜州县博物馆藏西夏藏文药方考》（《中国藏学》第 2期）一文，对甘肃省瓜州县博物馆藏的三件西夏藏文医药文献，从出土地点、同时出土的文物以及文字特点等方面考证，认为属于西夏时期。所记泻药药方、凉药药方、创伤药药方、治眼方，具有藏医药特色，用药多为西夏常见药物，反映出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的一些常见疾病，说明西夏医药学除了吸收宋、金的先进经验外，还向吐蕃学习，构成了西夏多样化的医药学特色。先巴的《藏文古籍版本研究——以藏文古籍印本为中心》（《西藏研究》第 3期）一文，对藏文古籍版本进行了介绍，古籍版本是指古籍在生产、递藏过中形成的不同印本之间的异本特点。雕版印刷技术在藏文书籍制造中使用后，以长条式，梵夹装为主，同时流行了经折装、蝴蝶装、线装书等。版式行款也从无版框起，插图、边栏、界线、明目等形式日趋统一，版面标准化，时代的变迁和区域的特点非常鲜明。乌金字体书写的标准化也为藏文古籍印本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乌金苏通、萨钦、萨琼相继在藏文雕版时受青睐，字体固定、校勘粗细，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文古籍版本形式。阿贵的《新发现藏文史籍〈王统日月宝串〉有关吐蕃小邦史料》（《青藏高原论坛》第 3期）一文，在梳理有关吐蕃小邦史藏文史料的基础上，对《王统日月宝串》所载吐蕃小邦史料作了简要分析。尕旦东主的《吐蕃时期藏文〈大藏经〉三大目录探讨》（《青藏高原论坛》第 3期）一文在《藏文大藏经目录》等相关文献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吐蕃时期《丹格尔目录》《旁塘目录》《钦普目录》等藏文《大藏经》三大目录的成书年代、编撰者、版本、所载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万玛才让的《藏文史籍〈娘氏教法源流〉之结构内容与史料价值探析》（《西藏研究》第 4期）一文，认为《娘氏教法源流》是一部 12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较早出现的私家撰述的署名历史著作，内容涉及印度佛教、释迦王统史、吐蕃及分裂时期赞普世系和佛教历史，而全书叙述的重点在吐蕃及分裂时期的佛教史，对于研究吐蕃及分裂时期佛教发展史有着颇高的学术价值。曾丽容的《藏文文献中“བོན”（苯）与“གཤིན”（辛）二词考辨》（《中国藏学》第 3期）一文，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བོན”和“གཤིན”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陈践的《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二》（《中国藏学》第 3期）一文，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张屹、周润年的《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的内容及其史学价值》（《民族研究》第 1期）一文，指出《噶玛岗仓史》为《贤者喜宴》之一部，是《吐蕃史》的姊妹篇。书中所记述，涉及元、明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多位噶玛巴与中央的互动交往过程，以及藏、蒙古、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史，噶举教法史，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过程等内容，在研究西藏历史、藏族宗教史、藏族文化发展、古代西藏经济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杨琳、赵国忠、李毛吉的《藏文〈大藏经〉研究考述》（《科技视界》第 1期）一文总结藏文《大藏经》的研究成果，对藏文《大藏经》的版本体系、分类和编目，以及学术价值等进行了分析和评述。萨其仁贵的《论〈云使〉藏文译本对蒙古文转译本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在《云使》的梵文、藏文、蒙古文三种文本逐字逐句比较的基础上，解析蒙古文译本所受藏文译本的具体影响，并在梵文、藏文本的对照中找出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