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汉文部分）

二、社会语言学

（一）藏区语言生态

语言生态和濒危语言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藏区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年度涉及语言生态和濒危语言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尹蔚彬的《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及价值》（《中国藏学》第 1期）和《从拉坞戎语看濒危语言的特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2期）、王文玲的《华锐藏语濒危成因及保护对策分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5期）等。

尹蔚彬的《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及价值》一文，对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认为科学认识四川省藏区复杂的语言生态现状，处理好各个语言之间的关系并顺应其发展，关乎该地区未来的发展。该地区语言生态的研究价值，在于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同时也为决策部门提供基础参照和理论依据。尹蔚彬在《从拉坞戎语看濒危语言的特点》一文中，认为语言濒危主要由语言交际功能弱化导致，语言在走向濒危进程中交际功能减弱与结构的变化异常突显。文章以拉坞戎语为例，其语言系统表现出语音系统变异、词汇系统变异和语法系统简化等特点。濒危语言不仅在功能上经历了使用人数由多到少，使用范围由大到小，在语言结构上也呈现出不稳定多变异的发展趋势。对于濒危语言来说，语言结构系统之外的非语言和言语活动因素，在其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文玲的《华锐藏语濒危成因及保护对策分析》一文通过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四个乡镇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藏语已呈濒危态势，华锐藏族的语言态度、人口结构变化、族际通婚等是导致其濒危的主要因素。保护华锐藏语，不仅需要相关政策支持、稳定双语人才、发展民族旅游，还需要华锐藏族增强母语意识，自觉学习和保护母语。

（二）翻译研究

翻译与术语规范是藏语言文字使用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有：仁增、傅利平、桑杰的《藏文书名的特点及其汉译研究》（《中国藏学》第28期），周炜的《西藏藏语新词术语规范工作初创时期的五个重要节点》（《中国藏学》第 S1期），白玛德吉、次仁德吉的《功能主义视角下西藏旅游文本英译的问题及对策探讨》（《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3期），李正栓、叶红婷的《典籍英译应追求忠实对等——以〈水树格言〉英译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 1期），阿旺旦增的《汉藏翻译中的语法与语言表达艺术习惯问题刍议》（《西藏艺术研究》第 4期），周凡雅的《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仓央嘉措情歌〉英译》（《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科版第 6期）等。

仁增、傅利平、桑杰的《藏文书名的特点及其汉译研究》一文，在介绍藏文书名的取法、构成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将藏文书名翻译成汉文的问题，认为翻译藏文书名，在力求保留原文独特风格的基础上，更要关注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及译语读者的审美心态。周炜在《西藏藏语新词术语规范工作初创时期的五个重要节点》一文中认为，西藏藏语规范初创时期的工作，以语言立法为根本出发点，以全区藏语新词术语工作会议为抓手，以制定出台相关工作规则为工作重心，极大地推动了西藏自治区藏语规范化工作的进程，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白玛德吉、次仁德吉的《功能主义视角下西藏旅游文本英译的问题及对策探讨》一文通过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分析了西藏旅游文本英译的误译，并探讨了其翻译对策。李正栓、叶红婷的《典籍英译应追求忠实对等——以〈水树格言〉英译为例》一文认为典籍英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对《水树格言》英译文本进行了研读和分析，从理解对等、风格对等、用韵对等，以及文化迁移对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忠实对等”翻译原则的运用及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典籍英译应追求该原则。阿旺旦增的《汉藏翻译中的语法与语言表达艺术习惯问题刍议》一文认为，汉藏翻译工作者必须熟悉彼此的社会文化特点，掌握和运用各自语言的语法规则，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真正能够传达信息，群众喜闻乐见，没有翻译痕迹的作品来。周凡雅的《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仓央嘉措情歌〉英译》一文，以于道泉中译本为参照，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分析《仓央嘉措情歌》部分英译如何适应其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为仓央嘉措诗歌的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此外，相关的研究还有吴均的《关于做好藏汉文翻译工作的几点思考》（《青藏高原论坛》第 3期），李风英的《藏语广播中新闻翻译的重要性》（《新媒体研究》第 13期），泽仁旺姆的《藏区商业广告翻译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法》（《中国报业》第 14期），单畅、闫曼茹的《藏族格言诗与汉族诗之异同以及英译策略研究》（《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2期），呷绒则玛的《浅析〈水浒传〉藏译本的风格得失》（《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 6期），黄信的《藏区外宣翻译的策略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翻译》第 2期），荣高悦、贾晓英等《藏族格言诗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2期），王治国的《西方藏学对〈格萨尔〉的深度描写与文化翻译——达维·妮尔英译本的民族志阐释》（《民族翻译》第 2期）等。

（三）教育

教育是社会语言学关注的焦点。语言教学和民族语言教材的编写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相关的成果有：岗措的《多语种背景下的藏语教学实践——以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零起点班”和研究生“二语”藏语文教学为例》（《民族教育研究》第 3期），薛德军、夏世贵、范忠雄、徐永琳、德格加等的《基于民族院校藏文数学教材内容改进与编写研究——以数学与应用数学（藏汉双语）专业为例》（《西藏教育》第 6期），根呷翁姆的《道孚藏族双语文化现象的成因、特点及其调适》（《民族学刊》第 2期），益西邓珠、志玛泽仁、德吉旺姆的《多元民族文化视野中的藏汉双语教学》（《民族翻译》第 4期），张暇、赵君的《论在藏汉族干部学习藏语文的重要性》（《民族教育研究》第 5期），杨臻的《藏族大学生三语习得中的障碍及归因分析——基于生成语法框架下的实证研究》（《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2期）等。

岗措在《多语种背景下的藏语教学实践——以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零起点班”和研究生“二语”藏语文教学为例》一文中对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的“零起点班”和“二语”藏语文教学进行了追踪调研，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应梳理、总结、归纳学生作业中所出现的错误，通过对比纠正错句，提出教学对策，以加强学生学习二语的兴趣，取得二语课堂教学的良好效果。薛德军、夏世贵、范忠雄、徐永琳、德格加等的《基于民族院校藏文数学教材内容改进与编写研究——以数学与应用数学（藏汉双语）专业为例》一文，就目前民族院校教师教育类数学与应用数学（藏汉双语）专业，数学课程藏文版教材内容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其内容改进与编写需从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的数学基础、将来服务区域和发展需求等方面加以探究。根呷翁姆的《道孚藏族双语文化现象的成因、特点及其调适》一文，主要从对道孚县域内道孚藏族的母语道孚语与汉语语言接触的类型模式、接触历程、不同区域语言使用情况等因素入手，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讨和分析了道孚藏族双语文化现象的成因、特点及其调适等现实问题，力求揭示出康巴藏区双语文化现象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益西邓珠、志玛泽仁、德吉旺姆的《多元民族文化视野中的藏汉双语教学》一文，认为文化是由信仰（观念）、价值、行为、制度等构成的复合体。文化的复杂构成直接影响着学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各个层面，从文化多元视角分析多语言教学。从藏汉文化结构层次中去追究藏汉双语教学问题产生的根源，探求藏汉双语教学的文化基点势在必行。张暇、赵君的《论在藏汉族干部学习藏语文的重要性》一文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当今社会，汉族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学习和掌握藏语文，不仅可以促进藏汉民族的交流与交融，还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杨臻的《藏族大学生三语习得中的障碍及归因分析——基于生成语法框架下的实证研究》一文，从生成范式下的三语习得视角出发，从语言的角度对三语习得进行微观实证研究。关于教育的研究成果还有阿努、赤列德吉的《英藏“主语”比较与英文教学中Subject一词藏译略考》（《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2期）和《英藏“谓语”比较与英文教学中 Predicate一词藏译略考》（《海外英语》第 3期）等。

相关的研究还有韩洋的《现代语境下的藏文报刊》（《新闻传播 》第 17期），该文认为藏文报刊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两大特征，是传达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有力途径，在社会多元化的大环境下，作者通过对语境的分析，找出藏文报刊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四）文字与文化研究

语言文字与文化研究，同样是藏语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研究有：汪锋的《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思想战线》第 6期）一文，该文认为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一个网络，将各种不同的文化圈贯通起来。这个网络是不断演化发展的，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有不同的内涵。语言上的关联是文化圈形成的最好证据，同源词体现发生学上的自源关联，借词反映接触传播上的联系。对分布在茶马古道发源核心地区的藏缅语与汉语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茶马古道的演化密切相关的语言证据，在此基础上，根据历史语言学中的年代测定的一些方法，能理清茶马古道网络演化中的一些时间层次。张院利的《从认知范畴看汉、藏语中的茶名词汇》（《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4期）一文，认为借词“茶”在藏语中有极强的构词能力。汉、藏语的茶名指称既有相似的范畴分类和语义扩展路径，也有因语言主体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导致的内部构成上的诸多差异。对这些共性和差异的发掘可以为汉藏语研究提供多角度的材料支持。周润年、张屹的《清代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及其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5期）一文，认为藏语言文字在不同时期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与发展变化，清代藏语语音简化，声调产生，前置的语法表达系统变为后置系统，并由粘着性质的形态格局经过屈折化的阶段向虚词结构过渡等，以及出现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新词、新语、新文法、方言、文字等。清代不仅藏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发展变化，而且涌现出一大批藏族语言学家、翻译家以及推动藏语言文字发展的人物及其撰写的有关藏文双语、多语辞书和藏语言文字著作。王亚清、白转玲的《汉藏日常交际语言中的文化差异对比研究》（《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第 2期）一文，通过对汉藏日常交际语言进行对比，分析汉藏民族在日常交往中体现在寒暄语、亲属称谓语方面的差异，为汉藏文化交流与发展服务。韩辉的《藏语传媒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因素与作用分析》（《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1期）一文认为，藏语传媒跨文化传播的实质是将现代性精神与当代文化内核用民族化的方式进行涵化的过程。文章分析了藏语媒体不同介质的传播路径、状态及跨文化传播的内外环境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确立和谐的文化认同感、丰富多元传播功能等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此外，李春梅的《也谈康藏木雅语与其它语间的关系》（《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 3期）一文对木雅语与周边语言的关系进行了介绍。满泽阳的《多穆壶定义考略》（《东北史地》第 2期）一文把多穆壶作为元代以来蒙古、藏、满、汉等民族共用的生活及礼仪用器，在工艺审美、文化交流、历史发展、现世收藏等方面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多穆壶最早是由蒙古族用蒙古语定义的，而后藏族、满族、汉族等结合本民族的语言、生活等文化因素，对多穆壶进行了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定义。韦孟芬、姜蓉、易安银、刘代琼等的《藏英颜色词隐喻认知对比研究》（《怀化学院学报》第 2期）一文从藏英隐喻认知的角度对颜色词的文化内涵作了阐述和解读，并以红、黑、白、黄、蓝五种基本颜色词的隐喻为例，探讨了文化背景当中隐喻文化的异同。以此提高藏英隐喻文化的语用价值，消除藏英民族文化交流的障碍。韦孟芬的《藏英语言中动物隐喻意义的比较》（《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 3期）一文，分析藏语和英语文化中的动物词汇，文章结合藏英文化背景，对藏英动物词汇隐喻意义的共性、个性和空缺三种情况进行了分析，以促进藏英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