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民族与宗教研究

（二）民族与宗教研究

王娟的《化边之困：20世纪上半期川边康区政治、社会与族群》（社科文献出版社）一书，描述的是一项近代背景下的“改造边疆”“实验”。“实验”的内容繁杂，目标是在新的国家体制中给“边疆”和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寻找定位”的过程，正是现代国家“化边”工程的核心主题。该书从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从行政体制建设、身份改革与社会控制、移风易俗与人群分类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型在“边疆”和“民族”问题上所遭遇的困境。全书共七章，主要内容包括长程历史：两个边缘的交汇、20世纪上半期的政治变迁、“土司社会”的逻辑、行政体制建设及其困境、身份改革及其困境、文化整合及其困境、“人群分类”及其话语政治。该书获评 2016年社科文献“年度十大好书”。

李蓉的《中华文化统一体视域下的藏族传统孝道思想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2期）一文，认为汉藏民族在孝道思想上相互借鉴与吸收，特别是儒家孝道思想自吐蕃以来持续不断地对藏族社会进行渗透和影响，使得汉藏两族孝道思想观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与一致性，也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征的一个具体反映。该文从中华文化“一体”论对藏族孝道思想研究产生的新意义谈起，通过梳理藏族孝道思想产生发展的脉络与线索，分析和论证儒家孝道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力与渗透力。

谢伟民、扎西俊美等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以西藏林芝市米林县、墨脱县珞巴族为实证对象》（《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一文，研究认为：（1）珞巴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是良好的“双高”认同。（2）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不同的影响机制。（3）社会基本属性变量和国家政策变量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缺乏显著性。（4）对本民族认同的积极肯定以及与其他民族进行积极社会互动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重要纽带。该研究并不支持国家优惠政策推行强化民族认同的观点，但认为受教育程度、国家优惠政策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检验。

邹礼跃的《藏族洁净观视野下的人群分类与婚姻隔离——以卫藏地区贡嘎县 K村屠宰户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1期）一文，从洁净与隔离的视角出发，结合相关史料与第一手田野材料，阐释了 K村藏族的人群分类与屠宰户的婚姻状况。在 K村藏族的洁净观中，屠宰户被视为“脏人”，这种人群分类方式导致了屠宰户与“吉萨越巴”（出身干净的人）之间的婚姻隔离。研究结果表明，骨系等级婚习俗是屠宰户与“吉萨越巴”之间的婚姻隔离很少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要消融屠宰户与“吉萨越巴”之间的婚姻隔离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杨晓纯的《节日认同：拉萨穆斯林族群认同的实践——基于开斋节的分析》（《回族研究》第 2期）一文，以拉萨穆斯林斋月及开斋节期间的实地调研为基础，通过对开斋节的文化变迁及当前时空维度中开斋节全过程的记录和描述，探讨拉萨穆斯林节日认同状况，总结拉萨穆斯林族群认同的特点。认为开斋节作为伊斯兰教周期性和仪式性的集体节日活动，是拉萨穆斯林族群认同的集中体现和具体实践，折射出拉萨穆斯林强烈的伊斯兰教宗教文化认同与地域认同并存的特点。

陈自升、张德华的《民族学概念：从“藏彝走廊”到“横断走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3期）一文，“藏彝走廊”与“横断走廊”概念之争属于民族学理论研究之争，它涉及民族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也涉及老一辈民族学家与新一代民族学者研究思路的转换。更深层次而言，涉及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藏彝走廊”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以民族识别调查为历史背景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理论前提，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横断走廊”是当今学术氛围的产物，它以“生态史学”为理论支撑，在学界引起了一系列反响。

切排、唐传营等人的《理解与尊重：多重文化格局下的社会构建——对甘南藏区民族关系的分析》（《青海民族研究》第 2期）一文，认为甘南藏区在语言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方面均存在多元化特征，虽然当地不存在民族关系紧张问题，但是如何理解不同民族文化，加强民族间的联系与交往仍是当地民族关系的主题。因此应理解尊重他者文化，加强社会对和谐民族社区的建构。朱敏兰、黄彦华的《青海藏族与蒙古族青年民族认同比较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3期）一文，研究认为青海省藏族与蒙古族青年对本民族身份的认知相同，但在民族情感和民族行为认同方面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蒙古族中学生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行为认同高于藏族中学生；藏族大学生的民族情感分值高于蒙古族大学生；蒙古族女青年的民族行为相对积极，藏族女青年的民族情感相对强烈。

徐东明的《西藏宗教信仰活动的社会学分析》（《安多研究》第 13辑）一文，认为西藏宗教的信仰观念和教义思想是西藏宗教活动得以开展的精神基础，并内化为藏族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西藏宗教信仰活动，是西藏宗教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的主要渠道，不仅有利于促进西藏人民对宗教社会功能的重新认识，而且能够在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的规范指导下，获得新的调整和变革，促进西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

刘朦的《仪式行为象征空间对建筑艺术构成的影响——以藏族叩拜、转经仪式行为为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19辑）一文，以藏族叩拜、转经仪式为例，分析仪式行为、身体与空间之间的建构关系。认为仪式行为塑造了一个虚拟空间，信仰者在其中通过身体感知进入到意向空间层面，最终形成了一种更为广泛、稳固与集体性的象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