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研究
本年度涉藏政治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由于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关于长征时期红军在藏族地区的活动也出现了一些新成果。第二,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更加全面和多元化,对于治理顶层设计、宏观制度、微观制度的研讨都有所推进。此外,基层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是一大亮点。第三,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治理政策研究更加偏重于现实性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理政策探讨上,注重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第四,涉藏反分裂和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更加呈现学理化发展的特点,出现更多研究西藏和四省藏区社会稳定深层次规律的学术成果。第五,涉藏外事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不仅更加注重研究国外对西藏的政策、态度、认知,而且更加关注西藏自身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整体战略提升自身在世界中的站位,彰显了西藏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心态。第六,涉藏军事研究有一定进步,一些新史料的运用深化了对于历史上藏族地区军事历史和制度的认识。
(一)红军长征时期在藏族地区活动研究
在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的特殊年份,藏学界对于红军长征时期在藏族地区活动的研究也有相应的推进。这方面研究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出现一些集中探讨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活动的文集和专刊,比如《中国藏学》第 3期专门开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专栏”,集中探讨红军经过藏族地区时的历史,特别是开展的政治军事活动和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等;二是研究主题和范围更加广泛,涉及红军长征过程中的统战政策、宣传活动、民族关系、“扩红”行动等,立体展现了长征时期红军方方面面的活动。
黄维忠、格桑卓玛、王文长主编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中国藏学出版社)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论述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的活动及其意义。该书回顾了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地区的大致历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民族政策在藏区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并研究了藏族各界人士对于红军长征胜利作出的贡献,以及红军长征对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该书还论述了红军长征对当代的启示,特别是长征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历程的现实意义。
杨坚赞、姜骁军《长征时期党在川康藏区民族工作的实践与启示》(《红旗文稿》第 18期)一文回顾研究了长征中党的民族工作和涉藏工作政策。提出在经过川康藏区时,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包括坚定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开展对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作者认为这段历史对于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即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格桑卓玛、沈红宇、张小敏、刘俊波的《藏族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中国藏学》第 3期)研究了长征时期藏族群众对革命事业和红军军事行动的支持。该文认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地区时由于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藏族的普通群众和很多开明的上层人士从人力、物力及道义上采取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从充任翻译、向导,搭起红军胜利的桥梁;成立地方武装,维护秩序、平定叛乱、配合红军作战;支援粮食、发展经济,解决红军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藏民参军,为红军补充优秀兵力;救护伤员、保护红军;运送物资、铺路搭桥等其他支援红军的活动六个方面对藏区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贡献作了详细论述。
何洁的《长征时期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中国藏学》第 3期)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政治意义。该文认为,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积极、妥善处理与藏族地区广大群众、上层人士的关系,汉藏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积极帮助藏族地区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民族自治政权,努力建构民族平等的新型政治关系;四川藏族地区人民群众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和帮助,对保存红军实力、支援红军北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长征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藏族地区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深化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对四川藏族地区社会的政治、社会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晓舟的《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中国藏学》第 3期)研究了红军长征中的宣传政策,特别是“扩红”宣传。该文认为,红军长征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黄天华、金立叶的《长征时期中共对藏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及其重要影响》(《中国藏学》第 4期)研究了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藏族上层的统战政策。该文认为,红军经过藏族地区时,对藏族上层人士开展了细致入微的统战工作,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后来新中国巩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顺利解放西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川《1936年红军长征在康区白玉的历程及其意义》(《中国藏学》第 3期)论述了红军长征进程中在康区特别是白玉县的经历,以及彰显出来的历史意义。该文认为,红军在白玉县境内基本没有遇到敌对势力的阻击,是红军长征在四川省内、在甘孜地区最为顺利的时期之一。红军在白玉县境属于长征的后期,已胜利在望。白玉藏区人民为支援红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红军在白玉,也检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群众路线,得到了白玉藏族等各族群众的大力拥护与支持。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对红军克服困难、化解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保障了红军顺利北上并实现主力部队大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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