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汉文部分）

三、地理

本年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和地理方面。

古代交通方面。霍川、霍巍的《汉晋时期藏西“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历史意义》（《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指出，从西藏的相关考古新发现来看，西藏西部地区早在汉晋时代其文明发展的程度便已经较高，绝非后世文献所描述的“蛮荒之地”。它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与西域新疆、中亚、南亚次大陆等地有着密切联系的区域性政治、文化、商贸中心，不仅可在当地“酋豪”所掌握的地方性资源（如黄金、羊毛、盐、香料等）和上述地区进行广泛的交流与贸易，而且还可以推测这一区域还已经和中央政府建立起了某种朝贡关系，可以直接得到中央政府的赏赐。茶叶、丝绸、黄金面具等高级的奢侈品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当地以供“酋豪”们享用。而这一切都显示出，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几乎在同一时期或稍晚（汉晋时代）也已经和西藏西部相连接，成为从西域新疆通向阿里高原的一条重要支线，形成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吐蕃时期，这条道路被纳入更为广阔的对外交流网络之中，成为吐蕃出入中亚、南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在物质交流、宗教传播、人员往来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唐蕃古道是连接中原唐朝与西藏高原吐蕃政权的交通要道，根据《新唐书》等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唐蕃古道主干道，而根据考古发现，还可勾勒出南、北两条次干道以及各条支线。余小洪、席琳在《唐蕃古道路网结构的考古发现与重构》（《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中依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构建了唐蕃古道的路网：由主干道、次干道、各条支线共同组成的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文章指出，唐蕃古道主干道，即文献记载的官道，沿途建有驿站等设施。其大致线路为：长安（西安市）—凤翔（凤翔县）—陇州（陇县）—秦州（天水市）—渭州（陇西县）—临州（临洮县）—兰州（兰州市）/河州（临夏市）—鄯州（西宁）—赤岭（湟源日月山）—大非川（共和县）—众龙驿（称多县）—截支桥（玉树市）—野马驿（聂荣县）—合川驿（那曲县）—农歌驿（拉萨羊八井）到达逻些（拉萨市）。北干线，指鄯州（西宁）到沙州（敦煌）的道路，包括两条支线，其一，鄯州（西宁）—甘州扁都口（张掖民乐）、肃南—肃州（酒泉市）—瓜州（酒泉市）—到沙州（敦煌）；其二，鄯城（西宁）—赤岭（湟源日月山）—吐谷浑伏俟城—都兰—沙州（敦煌）。南干线，指玉树经藏东到拉萨的线路。大致线路为：玉树—四川石渠、炉霍、道孚—昌都察雅、芒康—工布江达—林芝—拉萨。包括三条支线：其一，逻些（拉萨）—吐谷浑或党项（甘青川交界地区）—白兰（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松州（四川松潘）；其二，逻些（拉萨）—“多康六岗”（西藏昌都）—截支桥（青海玉树）—“邓”（四川石渠）—炉霍（四川炉霍）—道孚城堡（四川道孚）地区；其三，逻些（拉萨）—林芝—工布江达—西藏察雅、芒康—江达—四川石渠—青海玉树。作者还根据唐蕃古道的线路变迁将其概括为早中晚三期，认为唐蕃古道线路的组成与变迁，深刻反映了唐、吐蕃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交流。

唐蕃关系中，除了相互之间的军事征伐，同时也有常年的友好往来，其中多次会盟为彼此之间的了解、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蕾、刘满的《刘元鼎入蕃路线河陇段考》（《敦煌学辑刊》第2期）一文，就821年唐使刘元鼎与吐蕃使者论讷罗结盟于京师西郊后，又与其同赴吐蕃就盟的路线进行了考析。文章根据两《唐书·吐蕃传》中刘元鼎入蕃路线的记载，展现了河陇地区沟通中原与吐蕃之间的路线图，在此基础上对刘元鼎从兰州至河州过黄河的地点和路线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刘元鼎是从今小川渡口过黄河至左南城再前往龙支城；最后又讨论刘元鼎两次渡过湟水的地点，分别是在小晋兴城与白水军、绥戎城即今湟源县，以及具体的经行路线。文章最后归纳了刘元鼎使入吐蕃的路线，即从长安出发经成纪→武川→临州→兰州→广武梁→小川渡→左南城→龙支县→鄯州→鄯城县→临蕃城→白水军、绥戎城→定戎城→天威军、石堡城、振武军→赤岭这一条河陇地区的唐蕃古道。

历史上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自唐以来主要有青藏道和川藏道，不同时期所倚重者也有不同。到了明朝，前期使臣入藏以青藏道为主，中后期则以川藏为主。李淮东的《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以明朝使臣入藏活动为中心的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指出，尽管古代交通中地理环境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明代汉藏交通的发展似乎体现出地理环境因素对汉藏交通的形塑作用在不断减弱，分析发现，当时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主要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军事活动、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影响了道路的兴废，由此形成了青藏道和川藏道的不同命运。而西域道和滇藏道，只在特定使臣入藏活动中体现出来，没有被明朝政府长期使用。作者认为，明代汉藏交通道路的兴衰演变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变化为后世汉藏交通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代地理方面。崔永红在《唐代青海若干疑难历史地理问题考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对唐代大非川驿、大非岭、威戎军、安人军、白水军等的现今位置作了初步的考证。作者首先通过实地考察，指出兴海县子科滩镇大河坝村的赛日涌（一作赛日云）滩上的大河坝营盘古城即唐代的大非川驿站，大河坝河上源一带（班禅玉池附近）的小山可能是大非川之战中薛仁贵让郭待封驻守辎重的地方，而大非川战场的位置则在大河坝河上游地区。关于青海省境内唐威戎军、安人军、白水军的所在地，文章认为将威戎军确定在今门源县境较为适宜，不过其址不在今县城，而应在县城北约20里处北山乡的金巴台古城。另外，安人军址应在今海晏县三角城，白水军驻扎今湟源县。

悉立是喜马拉雅地区比较古老的地名，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作“སེ་རིབ”，早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就已经出现：705年悉立背叛吐蕃，709年悉立王被擒。达瓦次仁的《悉立考》（《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认为古代悉立位于今天尼泊尔木斯塘下部(南部)。今天的洛门塘主要由上部和下部组成，其中上部洛域是指中尼边境至凯麦（གད་སྨད）地域，主要由洛措顿构成；凯麦以下至塔克（ཐག）是下部洛域，主要由宇卡纠尼（ཡུལ་ཁ་བཅུ་གཉིས）和宇卡额（ཡུལ་ཁ་ལྔ）构成，其中前者是古代悉立的政治中心，后者即古代悉立的南部地区。

在藏族传统的地理文化中，素有“卫藏法区、朵堆人区、朵麦马区”的说法，石颂、刘欢在《康区被称作“人区”考——兼对藏文史籍中“黑头人”概念的考察》（《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中认为，康区之所以被称作“人区”，和藏文文献中的“黑头矮人”概念及“四氏族”“六氏族”起源传说密切相关。文章先后梳理了藏文文献中三种有关“黑头人”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指出传说中的“四氏族”“六氏族”大多分布于康区。而康区被作为“黑头人区”的说法，也反映出了13—14世纪藏地三区在文化整合及民族和地域认同上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