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汉文部分）

二、考古

本年度考古方面的成果喜人，特别是关于相关遗址的发掘和讨论体现出高水平，而且在数量方面也相对可观。

首先是考古新发现方面。据相关文献记载，兴起于雅砻河谷的吐蕃王朝最先将宫殿建在青瓦达孜山上，共修建了六所宫殿，分别为达孜、桂孜、扬孜、赤孜、孜母琼结、赤则崩都，总称为青瓦达孜宫。随着吐蕃王朝的灭亡，这些宫殿逐渐毁弃，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多次建设活动，年代延续时间长。由杨锋、李帅、夏吾卡先、强巴次仁执笔的《西藏琼结县青瓦达孜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第3期）一文是应山南地区文物管理局要求，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学系为主体的藏王陵考古队于2012年7月对该遗址进行全面测绘和调查，并选择一处堡形建筑遗迹和廊道局部进行试掘后的调查报告。报告分遗址的调查、D1和L1的试掘、出土遗物等三个方面对整个青瓦达孜遗址的基本情况和试掘成果进行了介绍，指出该遗址上的建筑遗迹分为三期。第一期建筑仅有山脊中部的夯土堆，在建筑类型、材料及技术等方面均与遗址上其他建筑不同，且覆盖于土石建筑之下，应早于其他建筑遗迹。第二期建筑遗迹是青瓦达孜遗址的主体，包括土石廊道、碉堡、石墙和深沟，它们的建筑材料、技术等都基本相同，且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可以归属为同一时期。第二期建筑从类型和结构来看，都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特征。出土的写经纸、擦擦、佛像、灯盏以及茶叶、动物骨骼等，又表明在这些建筑内兼有一定的佛事和日常活动。因此，从第二期建筑的功能来看，它们应当属于西藏传统的宗堡建筑，因此推测第二期建筑的年代上限应为明代，下限可到近代，建筑整体属明清时期，但一直沿用至近代。青瓦达孜遗址上的第二期建筑遗迹，无论是年代还是性质，都与文献记载的琼结宗相符，因此可以推定，青瓦达孜山脊上残存的廊道、碉堡、石墙和深沟等当为修建于明清时期的琼结宗的相关建筑。第三期建筑为夯土堆顶部的房址，是在夯土堆上的土石碉堡废弃之后建造的，时代应属近现代。

霍巍的《青瓦达孜遗址考古侧记》（《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也根据这次新发现，对青瓦达孜遗址的布局、功能、各期建筑的演变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文章认为，文献所记载的吐蕃时期始建的青瓦达孜城堡与宫殿，其遗址就在现今山南琼结县的青瓦达孜山体上，而并非有些专家所推测的“建在达孜山下，位于琼结河之河西”。如吐蕃时期七代吐蕃赞普都居住过的“青瓦六宫”，可能均建在青瓦达孜山上，而并非另择有新址，只是这些新旧宫殿之间是连续发展的，后来的建筑可能多利用了原来的建筑加以改建、修葺而成。青瓦达孜山体上现存的考古遗址中，真正属于吐蕃时期的遗存目前仅发现小面积的第一期建筑，即残存于山体中腰部的夯土堆；第二期建筑年代可能在明代以后，此期建筑充分利用了吐蕃时期的第一期建筑，在此基础上修葺、改造，或完全废弃，在原址重建。作者指出，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线索表明，由于和后期的建筑融为一体，西藏古代史上素负盛名的青瓦达孜遗址早期的全貌已经难再寻觅和复原。

其次是石刻造像研究。

青海玉树通天河流域赛康岩画点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岩画点，王永军、黄亚琪的《玉树通天河流域赛康岩画调查与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通过实地考察，对赛康岩画的题材内容和时间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文章指出，赛康岩画共有1处，分布在一块较大的基岩上，共有16个图像，内容有鹿、牦牛、岩羊、犬等，岩画图像的制作手法多为凿刻法。赛康岩画的题材内容以鹿图像为主，兼具牦牛图像，通过对鹿图像和牦牛图像的风格解析，作者认为赛康岩画的年代距今约2700—2500年，即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其创作的族属应为活动在这一区域或者曾经经过这一区域的古羌人。

夏格旺堆的《西藏阿里普兰观音碑考略》（《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迄今所知阿里地区境内年代最早的一通石碑——普兰观音碑进行了研究。文章在对这通石碑基本情况、研究概况、形制特征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重点对石碑索克图像和文字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学界对立碑时间有不同看法，作者倾向于火马年即公元826或土马838年。从石碑形式讲，普兰观音碑是一通典型的“造像碑”，尽管这种形式的石碑仅有一座，但它证实了吐蕃政权晚期，在西藏西部阿里开始出现了具有佛教造像的纪念碑，对于探讨西藏上部阿里历史文化和佛教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随着吐蕃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吐蕃境内发现的石狮日益增多。至2016年底，共发现了8处成对出现的吐蕃石狮，主要分布在吐蕃墓地、寺庙及疑似墓地周围。夏吾卡先的《吐蕃石狮子考古调查及相关文化研究》（《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目前发现的石狮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对其文化意义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文章认为，狮子文化在西藏的大规模传播和根植与佛教文明的东传不无关联，但在佛教东传之前或之后的漫长时间内，吐蕃政权广泛接受了周边地区的石狮子文化并逐步本土化，致使吐蕃狮子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功能上，均遗留了多元文明共存乃至互相交融的印记。

再次是基于考古发现的古文明研究。在敦煌文献等古藏文史料中，都有关于苯教丧葬习俗的记载，但要进一步探讨这些习俗的真实性及相关特点，仍需更多考古资料的佐证。余小洪的《前吐蕃时代西藏西部丧葬习俗的考古发现及其特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根据近二十余年来在西藏西部日土县阿垄沟墓地、札达县卡尔普墓地、皮央·东嘎墓群、曲踏墓地、泽蚌墓地、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等发现的考古材料，对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的葬俗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的葬俗包括了涂丹“尚红”“覆面”“结发”、动物殉葬、分区而葬等特点，主要体现在重视墓室营建、盛行墓葬祭祀、擅长对遗体的处理三个方面。综合而言，这些考古发现可以印证相关藏文文献的记载，也说明后世文献关于吐蕃时期苯教丧葬习俗受到来自西部象雄等地影响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近年来，西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学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注意，相关争论也由此而起，目前争论焦点主要聚焦于“人类何时拓殖青藏高原”“人类何时永久定居青藏高原”与“青藏高原最早的农业证据”。吕红亮的《拓殖高原、永久定居、麦作传入：对当前青藏高原史前考古重大争论的回应》（《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针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在对这三个问题的述评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认为，在多数讨论中，我们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没有共识的青藏髙原，所以有必要厘清青藏高原概念的使用，青海河湟地区、四川青藏高原东缘与雅鲁藏布江中游和西部的象泉河流域存在巨大的差别，不能简单因为海拔把它们混为一谈，不同的生态环境在今天也必然在过去塑造了青藏高原多元的文化景观。为了更好理解人类在青藏高原早期活动的历史以及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作者提倡在未来的研究中谨慎或有限定地使用“青藏高原”这个地理概念，并重视考古遗存背景的重要性，不能仅依赖于剖面采样或者“生态模拟模型”的研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