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民国及当代

（四）民国及当代

本年度的民国藏史研究主要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交流、西方列强干涉西藏事务、红军长征等几个方面展开。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魏少辉的《黄慕松与九世班禅返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就黄慕松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在这个特殊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达赖喇嘛圆寂和各方呼吁班禅返藏的历史时期，作为国民政府大员的黄慕松为与噶厦会谈创造条件，最初力主九世班禅暂缓返藏。而在入藏之行未能解决西藏问题后，出于借重班禅力量解决藏事的考量，黄慕松开始积极筹备班禅返藏的各项事宜，并推动确立了和平宗旨下，派专使和卫队护送班禅返藏的政策。随后，秉承此一政策，黄慕松开始力促班禅返藏，但由于英国的干涉和噶厦的反对，加之国民政府缺乏应对的实力，黄慕松的努力未能奏效。

年吴忠信作为中央政府大员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仪式，成功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宣示了中国在藏的主权。冯翔的《旁观者之眼：外媒视角下的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西藏研究》第5期）一文，利用立场各异的多家外国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辅以中英两国档案，对当时外界的反映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梳理，指出诸多外国媒体对吴忠信主持达赖坐床的报道，不仅成为反驳贝尔、古德等侵藏官员之流的客观证据，更是向全世界传递和宣示中国在藏主权的有力武器。

五世热振活佛是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在民国时期维护国家统一的关键人物，在第十三世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两个历史阶段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却在1947年5月8日被西藏分裂分子毒死，引起了色拉寺和热振寺的大规模反抗。杨克林、王小彬、依苏的《“热振事件”再审视——热振大师殉国和西藏两寺起义70周年祭》（《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对“热振事件”进行深入的再研究。文章认为，“热振事件”主要包括三个主要事件：即原西藏地方亲英的旧政府非法逮捕中央要员热振并将其迫害致死，以及色拉寺起义和热振寺起义。“热振事件”实质上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典型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它具有许多鲜明的特征，是西藏爱国者武装反抗亲英叛国集团而惨遭残酷镇压的起义，和民国中央政府有密切的关联，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参与了镇压“热振事件”。文章指出，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曲折，但西藏地方从来没有从中国分离出去。特别是以热振活佛为代表的爱国力量倾心内向，拥护中央、支持内地抗战，密切和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裴儒弟的《试论民国前期康区“土流并置”的成效》（《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通过对民国前期康区“土流并置”的梳理和分析，对民国康区土司和流官共同治理状况和成效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这种“土流并置”措施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尽管在收粮、催差和维持治安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土司继续在康区当差、服役、纳粮中享受特权，康区百姓依然处于双重被剥削的状态，生活十分凄苦。作者认为，民国前期康区实施的“土流并置”，客观上有利于汉藏民族关系的缓和，有利于康区政治的稳定，但是地方政府一旦施政不利，其成效就大打折扣。比如康南十几年来，政府尚未有大的治理成绩，数县时常出现失治状态，土司对于政府只有敷衍的情况，百姓时而出现抗粮、抗差现象。

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交流。译仓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时期“甘丹颇章政权”中的一个僧官机构，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西藏职官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郑舒心、喜饶尼玛的《关于旧西藏译仓的几个问题》（《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通过对译仓汉语释义、人员编制、成立时间以及具体职能的再分析，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职能曾经不断扩大，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文书整理职能，涉及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宗教、财政、军事等领域。文章认为，译仓的重要性与地位，随着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变得愈加重要，凸显了藏传佛教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独特地位与影响。

宗与谿卡是西藏噶厦中出现较早、持续时间最长、职能最多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推动其下属各基层机构正常运作的重要保证。刘永花在《浅谈民国时期西藏的宗和谿卡》（《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中，通过梳理宗谿制度的形成及历史沿革，对民国时期西藏的宗谿及其宗本、谿堆的任命、品级、主要职责，以及宗谿内主要管理人员的构成等进行了介绍。文章认为，宗与谿卡制度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至民国时期，其内部完全形成了一套稳定有序、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为推动地方各机构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古已有之的西藏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它又是广大人民群众背上最大的负担，必将为新的制度所取代。

世纪初，藏尼间的政治关系因边界争端、贸易纠纷等原因造成长期的冲突与矛盾，而两者间原有的宗教、文化及民间社会的联系仍绵延不断，为双方关系的保持与调整提供了多维的渠道。邱熠华的《1918—1921年西藏协助尼泊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兼论近代西藏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利用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两方面的史料，通过介绍西藏协助尼泊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的史事，呈现了近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

西方列强干涉西藏事务。1914年，西藏地方亲英派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期间，秘密换文私划的印藏边界“红线”，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换取英帝对“藏独”和西藏与四川等地划界的支持。随着中国政府拒绝在条约上正式签字，西姆拉会议最终流产，但英属印政府一直惦记着这条非法的边界线，并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政府无暇西顾之际，图谋占领传统习惯线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坚决抵制英印非法领土索求，开始了长期的抗争。张发贤和陈立明在《决心与行动：抗战前后西藏反对英印侵略门隅的斗争》（《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中，梳理了在英印侵略者通过派遣军队和勘探队、对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利诱与威胁，对门隅地区进行紧锣密鼓的扩张行动的背景下，西藏地方政府毅然通过抵制英印政府的非法领土要求，循序渐进地对祖国固有领域门隅的户籍人口、清查土地、征收赋税、整顿吏治的过程，指出西藏通过这一系列行动一步步加强了对门隅的治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往关于西藏的反侵略、反渗透研究，主要与英国、俄国和美国有关，这也符合近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实际。但是在西方国家掀起的瓜分中国的图谋中，其他国家并不是置身事外的，他们也从各自的角度努力争取在中国的权益扩大化。赵光锐的《20世纪初德国的涉藏活动和西藏政策考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通过梳理20世纪初德国频繁对西藏及周边藏族地区的考察和探险，揭露了德国企图干涉西藏的图谋，比如以斯文·赫定和威廉·菲尔希讷为代表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多次深入到西藏和周边藏族地区，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经过多种渠道试图与达赖喇嘛建立直接联系，甚至企图在拉萨设置一名德国代表等。文章还指出，在与英、俄交涉中，德国也明确宣示了德国的西藏政策，即“我们一贯承认西藏，像其他中国外围地区一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坚持，即中国通过一八六一年九月二日商约第四十条所给与我们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权利，现在像过去一样，也适用于西藏。关于蒙古，我们去年十一月对俄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此外，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俄英协定明白地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显然，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对于西藏和蒙古持相同的政策，即明确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英、俄使它们脱离中国，但是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与英、俄对抗和实现在华利益的最大化。

赵艾东的《情报搜集与外交推进：1913—1922年英帝国在康定设领事馆之用意及启示》（《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梳理了19世纪中叶至民国初期英帝国在中国及中国西南边疆侵略、扩张的历史脉络，分析了1913—1922年英帝国在康定所设领事馆分馆的缘由与用意及其三位领事金路易、郭立实、台克满的活动。指出该时期英国采用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大量情报与外交推进紧密配合的方式来一步步达到侵略和控制西藏以及整个中国西南边疆的最终目的。在此过程中，英国在康定设领事分馆主要是为了长期经营康藏地区，充分发挥其领事馆身处藏地的前沿优势，以便进一步搜集所需情报和采取相应的外交手段，是英帝国侵略西藏以及整个西南边疆的关键性环节。

红军长征。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在四川省金川县召开了“红军长征在藏区学术研讨会”，纪念和研究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地区，重温当年党领导藏族地区各族人民求解放，红军将士不屈不挠求胜利的伟大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黄维忠主编的《红军长征在藏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为此次研讨会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包括《藏族各界人士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论红军在云南藏区实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长征期间甘孜藏区僧众对红军长征贡献管窥》《1936年红军长征在康区白玉的历程及其意义》《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从长征文物看红军对藏区的宣传——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征文物收藏的考察》《长征时期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从民国川西北土司头人的几件控状档案看蒋介石对“剿赤军”军纪问题的处置》等，从不同方面介绍和研究了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地区时的情况。

年4月，红军长征进入藏族地区。王川、朱晓舟的《藏区社会30年代对红军长征的支持及其伟大意义》（《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通过梳理红军经过藏族地区时与藏族僧俗群众和上层的交往方式，阐述了红军在克服艰苦自然环境、粮食物资短缺等困难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对藏族地区社会、僧俗民众的宣传、统战工作。文章认为，通过建构藏族民众的“认同”以及建立与藏族地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良好关系，红军得到了藏族地区社会在粮食物资支援、军事力量增强、政权建设推进等三方面的支持。藏族地区社会对红军长征的支持，一方面标志着中共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为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积累了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汉藏间民族感情、民族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与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