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元明清

（三）元明清

本年度的元明清藏史研究，因元代研究增多和清代研究减少而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元

年，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举行会谈，之后萨班发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促成了西藏归附，从此，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2017年是凉州会谈7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中华民族史上的盛事，2017年10月，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 联合主办， 历史研究所、甘肃省武威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纪念凉州会谈7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武威市举行。来自北京、江苏、西藏、甘肃、四川、陕西等地3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凉州会谈的历史及意义”“元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蒙藏关系史研究”“武威地区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相关成果也陆续发表，推进了元代藏史研究的进展。

张云在《凉州会谈及其历史意义》（《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中，从阔端对西藏的经营方略、萨迦班智达的个人禀赋与精心准备、萨班伯侄的行程与活动内容、萨班与阔端的密切互动等几个方面回顾了凉州会谈的来龙去脉，并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对凉州会谈多方面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进行了总结，认为凉州会谈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其意义主要表现在：首先是西藏地方纳入大蒙古国暨元朝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其次是对中国西北部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第三是凉州会谈成为蒙藏民族关系的历史开端；最后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北传的重要一步。

李德成的《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到忽必烈〈优礼僧人诏书〉》（《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深入解读了凉州会谈后萨迦班智达所撰《致蕃人书》和其后忽必烈颁赐给八思巴的《优礼僧人诏书》，并从前后呼应，在实现统一的历史大业中发挥了各自的历史作用；前后相继，确定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前后助力，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前后规诫，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的政策；前后贯通，推进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藏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前后接力，推动形成了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等六个方面探讨了“书信”与“诏书”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两部重要文献一脉相承，关联互动，顺应祖国统一之大势，顺应安居乐业之民心，共同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3世纪蒙古推进统一的过程中，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应蒙古汗王阔端召请到凉州会谈，促成了西藏和平归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班玛更珠的《论萨迦班智达的家国情怀——再读〈致蕃人书〉和〈萨迦格言〉》（《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以萨迦班智达历史性的《致蕃人书》及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萨迦格言》为例，尝试性地从作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作为地方领袖的担当精神、作为谋略家的招抚艺术、作为代理人的实践意识等方面分析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的家国天下，从赞仁君、贬暴政，轻徭役、薄赋税，选贤才、任能人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萨迦格言》中的政治思想，指出萨迦班智达在其中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担当，使他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作出了伟大的选择。

元代，中央政府曾赐予西藏众多僧俗首领各种称号与代表其相应权利地位的各式印章，每一枚印章后面都有一段历史。谢光典在《“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考释》（《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中，就保存于西藏博物馆的两枚“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进行了研究。通过版本校勘与审音勘同，文章认为，元廷赐给噶玛噶举黑帽第四世活佛若贝多吉、萨迦细脱拉章的贡嘎仁钦，以及拉康拉章曲吉坚赞贝桑波的印，三者都应释读为“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因此不一定像蔡美彪与照那斯图所说该印非八思巴与其弟亦怜真莫属，反而若贝多吉等三人更有可能。文章最后认为，“大元国师”是“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的简称，其地位应比“灌顶国师”“靖国公”至少高一级，仅次于帝师。从人数来看，元朝授予西藏高等僧侣阶层的“大元国师”之号绝大多数都来自萨迦款氏家族成员。

元朝时期，南宋末代皇帝赵显被遣送到西藏萨迦寺，这一历史凸显了西藏地方萨迦政权在统一全国进程中的作用及宋元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车明怀在《南宋末代皇帝赵显在西藏活动的历史及其影响》（《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中，对赵显在西藏学经、译经及其历史贡献进行了介绍，指出由于元代特殊的民族和政治关系，赵显的事迹在汉文文献中却非常少见。与此文主题相近的是帕毛多日杰的《“合尊法宝”的身份及其作品考辨》（《西藏研究》第3期），该文对南宋少帝赵显，即合尊法宝的身份及其作品进行了考辨。文章在梳理合尊法宝的身世经历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学界考辩证实的合尊法宝的译著主要有《因明入正理论》和《百法明入论》两种，被列为藏地192名译师的名录之中以贻后世。

明清

本年度涉及明清时期有一部著作与大家见面，即邹立波的《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在综合中央政府与土司地方视角的同时，主要从嘉绒藏族的本土视野出发，围绕嘉绒藏族土司之间的关系，从多层面深入剖析了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全书既重新审视和探讨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南边疆土司区域的策略、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又揭示出两者间复杂的内在互动关系，为土司问题的研究开拓出新的思路和空间。

明代研究方面，主题涉及明代治藏方略和茶马互市等经济文化关系方面。从研究状况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少。刘永文、齐玲玲、王令梅的《大应法王札实巴考论》（《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就涉及明代治藏方略的实施。由于明朝“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使得诸多藏族地区首领有明一代接受册封，有了“法王”的名号，其中大应法王就是一例。文章对大应法王札实巴的生平和相关事迹进行了考述，指出出身安多藏族地区珍珠族的札实巴，为洪武间被授为都纲的珍珠族僧人端月坚藏的三世传人，师从札巴坚参，成化四年九月由承袭禅师“加以法王名号”，成为“大应法王”。札实巴驻锡大慈恩寺并拥有下院广济寺，在京参与佛事活动，上奏章维修陕西弘化寺，乞请寺田佃户。生前待遇优渥，死后建塔厚葬。文章认为，朝廷的政策、札实巴的待遇和行为虽然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朝统治者充分考虑国家军事、经济实力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佛教僧人和宗教领袖在藏族地区社会中特殊的地位和影响，通过优礼笼络藏僧和宗教领袖强化对藏族地区的管理，此方略是切实可行的。

清代藏史研究方面，主要是清中央治藏和西藏政局变化，同时有专门研究亚东关的论著。

清初，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在归附清朝后又被蒙古和硕特部控制，当地政治军事格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赵心愚的《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讨论了“西炉之役”前后当地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指出经“西炉之役”，清军大获全胜，从此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清治藏策略亦出现重大调整。

清雍正时期，在平息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和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中央政府认识到西藏僧人干预政治、政权与教权相结合的种种危害，于是将西藏地方行政权高度集中于地方上层贵族颇罗鼐手中，并设置驻藏大臣监督颇罗鼐和西藏宗教活动，同时迁离达赖喇嘛以剥夺其世俗政治权力，尝试政教大权的分离。李永强的《试探清雍正时期对西藏政教分离的尝试》（《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对这次尝试的前因后果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认为由于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使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中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以及对藏政教分离、两头并立的举措缺乏远虑和配套政策，最终导致了这种政治制度的尝试最终失败。

关于驻藏大臣的研究相对较多，成果也较为突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一些大臣容易被忽视。康欣平的《整饬、因循与苟且：驻藏大臣讷钦筹藏探论》（《西藏研究》第1期）和《晚清驻藏大臣文海筹藏析论》（《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就对讷钦和文海在任期间的筹藏情况进行了介绍，指出讷钦和文海筹藏主要还是以因循守旧为主旨。文章认为，讷钦筹藏，一方面颇想有所作为，进行了整饬弊政、树立新风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在筹藏中亦表现出因循守旧甚至苟且的一面。而文海反对在德格等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强调不能由朝廷开启整顿藏务而生事端，对第穆案时坚持因循旧例，对博窝案的处理显示出的强硬主张等事例，说明文海筹藏时的因循守旧维护了朝廷的权威。

晚清政府在四川招募、训练驻藏新军，哥老会成员大量参军，后经发展，势力遍布军中。刘丽玲的《哥老会与晚清西藏变局》（《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晚清西藏变局中哥老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最初利用军队欠饷问题，组织、煽动各地驻军哗变。其后又打起革命的大旗，全面掌握西藏军政大权。而哥老会及其裹挟的军队，不仅大肆抢掠公私商民财物，更公然围攻色拉寺，致藏汉两军开战，西藏当局借机全面驱逐汉族军民，给西藏政局带来长久不良影响。作者认为，将西藏局势溃烂的主要责任全部推到哥老会身上是片面的，但作为引发清末西藏乱局的始作俑者，哥老会对动乱带来的灾难，乃至对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长期割裂、失和，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亚东关研究。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外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管理体系正是这一社会进程的缩影，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真实写照。梁俊艳的《清末民初亚东关税务司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在梳理亚东关的开埠和清廷对亚东关的管理的基础上，以戴乐尔、好博逊、孟国美、韩德森、巴尔、张玉堂、汪曲策忍等历任税务司的作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亚东税务司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和局限。作者认为，中国西藏亚东关税务司的身份、角色决定了他们的双重性，既有为外国主子掌控中国海关贸易、殖民和掠夺中国服务的一面，也有履行职责、服务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的一面。这后一点在晚清中国封建社会衰落、边疆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永攀的《从帕里到噶伦堡：清末西藏亚东关初建与近代西藏关贸肇始》（《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西藏亚东关从一开始就和英帝国与清王朝结合在一起，其命运也与清英双方及西藏地方政府的相互博弈中沉浮。开关伊始，清王朝希望通过亚东关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而西藏地方则始终不乐意在传统商路上增加这一近代关贸管理机构。英帝国则希望通过亚东关向西藏渗透经济和政治利益，更深程度上侵略中国边疆。亚东关从1894年设关通商后，戴乐尔成为首任税务司，其在亚东关贸的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卓木人”基本垄断了从帕里到噶伦堡的商贸之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亚东开关起初商贸量极少，关贸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