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吐蕃、宋

（二）吐蕃、宋

与往年不同，本年度吐蕃史研究的论文减少，但却有好几部著作问世，可以说本就是研究强势领域，今年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吐蕃

首先来看涉及前吐蕃时期的相关研究。这个时期的研究，这几年似有萎缩迹象，本年度的研究主要涉及早期部族和小邦研究。

叶拉太在《前吐蕃时期多康藏区藏系部族》（《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对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未建立之前多康藏族地区藏系部族人群进行了研究，认为汉文史书记载中的羌人部落多为多康藏族地区藏系部族人群。文章指出，根据文献记载，隋末唐初多康藏族地区广泛地分布着党项、白兰、女国、附国、多弥、西山八国、吐谷浑、白狼、苏毗等部族，他们互不统属，各领其地，实际上是前吐蕃时期多康藏族地区先民的分布情况。作者认为，这些被称为“外族”的部族与藏族先民有或多或少的族源关系，或多为藏系部族，跟藏族先民有种种亲缘关系。

吐蕃史研究成果较丰，集中体现在几部高质量的著作上。首推张云的《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该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受到学界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早在出版之前就以打印版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出版之后便迅速售罄。经过作者长时间的补充和修订，《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修订版）》今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其中补充了很多新的内容，特别是基于最近考古新发现对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的再讨论，进一步深化了相关认识。全书依据大量藏文、汉文、波斯文等文字资料，系统和深入地探讨了上古时期西藏与中亚、西亚地区波斯文明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西藏苯教与波斯祆教之间的联系，对我们认识、了解上古西藏的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除了《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修订版）》，本年度张云还有另一部重要著作出版，即《吐蕃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这部著作是199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丝路文化·吐蕃卷》的修订版，全书以吐蕃参与丝绸之路的历史过程为经，通过大量文献和史实，论述了吐蕃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关系。作者认为，吐蕃丝路文化是在吐蕃丝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成为吐蕃丝路的灵魂。吐蕃丝绸之路不仅连接着中原与青藏高原，为高原文明的发展兴旺提供充足的能量，也在中原地区文明与南亚文明、中亚西亚文明的交流中发挥了纽带作用。不唯吐蕃王朝的崛起受益于丝绸之路，象雄文明的繁荣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在高原地区称雄一时的吐谷浑、党项等政权，其崛起壮大无不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存在紧密联系。吐蕃丝绸之路后来为茶马之路所取代，但是其所扮演的中原地区与青藏高原地区之间桥梁纽带作用丝毫未减，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上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于吐蕃与丝绸之路的研究，还有杨铭、李锋的《丝瓷之路博览：丝绸之路与吐蕃文明》（商务印书馆）一书。全书从吐蕃崛起与经略西北，吐蕃与丝路交通，丝绸之路上的蕃汉文化交流，吐蕃文化与内陆文明的交流，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的吐蕃文明等几个方面，描述了吐蕃进出敦煌、统治敦煌的历史，着重突出吐蕃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在敦煌宝库中留下的精华部分以及历史影响。指出吐蕃通过这些丝路通道，将自己的部落建制、告身制度、驿递方式、佛教文化、香料等，带到了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同时也把西域的文字、佛经、建筑技术，唐朝的工艺、音乐、美术，突厥的法律制度，于阗的玉石等，带回了吐蕃。这些制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习俗促进了吐蕃与周边民族的交流。

本年度杨铭还有《汉藏文献与西陲古族》（民族出版社）一书出版，其中对古代历史上的西陲古族进行了研究，下编“隋唐的吐蕃与羌、胡”主要介绍了隋唐时期的西陲诸羌及其地理位置，其中涉及吐蕃、羊同(象雄)、苏毗(孙波)、多弥(南国)、蛮貊(于阗)以及文献记载的藏、羌望族诸如羊同贵胄没庐氏、苏毗王族末氏、吐蕃的“九大尚论”、咀末的氏族与职官等。

本年度关于吐蕃史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朱悦梅的《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书以唐代吐蕃政权(629—846)的军事地理为主体研究对象，以吐蕃军事扩张的时间和空间过程为线索，探讨吐蕃王朝与周边区域的军事地理关系及其特征。全书从历史军事地理的视角，从西域、河湟、河西、关陇、剑南西川、西洱河、吐蕃南部疆域等七个地理区域，对吐蕃王朝的军事活动做了详细梳理和描述；以吐蕃势力军事扩张的时间过程和空间结构为线索，进一步考证吐蕃王朝在不同时期军事建制的演变，既丰富了人们对历史时期吐蕃民族社会发展的认识，也填补了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体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空白。

从论文来看，唐蕃关系研究方面，王庆昱在《新见唐崔汉衡墓志与唐蕃关系考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以《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所收录的唐崔汉衡墓志为依据，在梳理崔汉衡生平和家族史的基础上，对墓志涉及的中唐时期唐蕃关系做了必要的分析。崔汉衡在安史之乱期间开始在地方任职，到贞元十一年（795）去世于晋慈隰观察使任上。他在近40年的仕宦生涯中，数次出使吐蕃，并且在平定“奉天之乱”时引吐蕃军队助唐平乱，平凉会盟，吐蕃背盟，崔汉衡被俘。崔汉衡的仕宦生涯是中唐时期唐与吐蕃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而从崔汉衡墓志的出土，可以看到中唐时期，唐在与吐蕃的交往中处于下风，崔汉衡墓志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唐与吐蕃关系的发展变化。

天宝十四载(755)，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为了对付叛军，唐中央抽调了部分西北边兵到内地平乱，吐蕃乘机兴兵攻占了唐西北的陇右、河西地区，继而控制了西域。郑红翔的《唐安史乱后河陇陷蕃问题再探》（《敦煌学辑刊》第4期）一文认为，当时陇右、河西地区相继被吐蕃攻陷的原因不仅仅是“边防空虚”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边地各州、军在抵御吐蕃的过程中各自为守，相互间缺乏援助和协作，边将试图观望局势，还有个别将领趁机谋乱。河西、陇右唐军中的外族部落兵也在这时候大批脱离唐朝的控制。而这一切，都是安史乱后唐中央对西北边地控制力减弱的产物。

历史人物研究方面，吐蕃末年，拉隆·贝吉多杰弑杀吐蕃末代赞普达玛·邬都赞，直接导致了吐蕃走向崩溃，因此关于拉隆·贝吉多杰的研究也是成果颇丰。扎西龙主的《拉隆·贝吉多杰生平事迹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通过对相关藏文史料的对比研究，对拉隆·贝吉多杰的生地及生年、出家为僧、弑杀赞普、喜逢三贤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梳理，厘清了部分史料及民间传说的真伪。

在藏汉译经史上，法成之名众人皆知，但均与敦煌的吴和尚法成无关。敦煌藏经洞的开启，使吴和尚法成其人其事昭显于世，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徐键的《吐蕃高僧吴法成生平三题》（《敦煌学辑刊》第1期）一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就法成在河西的三个阶段、法成卒年、法成僧衔等三个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法成在河西的第一阶段是法成初到沙州的时期，在813—838年之间；第二阶段为法成居于甘州的时期，在838年十一月至842年四月之间的某个时间，法成从沙州移居甘州；第三阶段为法成重返沙州的时期，始于851年前后。法成的卒年应是在辛巳年（861）三月六日至咸通三年六月之间。尽管法成多以“大德三藏法师”留名，但作者通过文献判定其担任过吐蕃都僧统一职。

宋

宋代吐蕃史研究相对较少，内容主要涉及唃厮啰政权。

唃厮啰家族自宋朝初年进入西北地区之后，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其政治身份随朝代的更迭不断嬗变。齐德舜的《从赞普到土司：唃厮啰家族家国之间的政治嬗变研究》（《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梳理了宋朝时期唃厮啰担任河湟吐蕃政权的首任赞普；金统治河湟地区时赵世昌担任忠翊校尉；元朝时期赵阿哥潘父子分别担任临洮府达鲁花赤；明清时期唃厮啰家族世袭临洮卫指挥使；民国时期，世袭土司职位被取消，赵天乙开始担任官堡镇保安队长等职的过程。文章认为，在政治身份不断嬗变的同时，唃厮啰家族始终坚守着自己部落首领的政治身份，这种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政治身份的坚守与嬗变是宋金以降诸多西北吐蕃部落的一个缩影，是国家、民族、家族互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青唐吐蕃政权的建立者唃厮啰，盛名曾经威震一时，其后裔传记在其后的相关正史中也都有记载，比如结什角。结什角为唃厮啰四世孙，赵世昌之子，最初在陇南地区被推举为木波、陇逋、厖拜、丙离四族长。后在金人的扶持下，结什角建立地方政权，这是唃厮啰家族后裔在青唐吐蕃政权崩溃之后建立的唯一地方政权。结什角后来被西夏人所害，其职位由其侄赵师古担任。齐德舜的《〈金史·结什角传〉笺证》（《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金史》中的《结什角传》做了详细的笺证，有益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