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评论（汉文部分）

二、当代文学评论

本年度，当代汉文创作的评论方面，大量的文章依旧讨论阿来的《尘埃落定》及其其他小说创作。不过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对于汉文诗歌创作的关注也开始呈现增加趋势。此外，也有人关注次仁罗布最新的长篇小说以及江洋才让和扎西达娃的小说特点。以下简要介绍几篇有特色的评论文章与著作。

徐寅的《边界的想象——试论藏族汉语诗歌的嬗变》（《名作欣赏：评论版（中旬）》第11期）一文概括剖析了藏族当代汉语诗歌创作的成因以及创作特色。作者认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创作者承袭了传统藏族诗歌的特点源泉，即口头歌谣、传统文人创作以及长篇史诗《格萨尔》等的内容与手法，同时也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诗歌创作前辈的创作特点，如初期的擦珠·阿旺洛桑、桑热嘉措、恰白·次旦平措等人。他们的作品多为反映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新生活，以及表达对党以及毛主席感恩爱戴之情的诗作。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诗人，像伊丹才让、饶阶巴桑、格桑多杰、丹真贡布等，也都在汉语诗歌写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验实践与探索。

正是基于如上传承，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如阿来、列美平措、班果、桑丹、唯色、梅卓等为代表涌现出的藏族汉语诗人，真正使藏族诗歌具有更广泛的表意与抒情功能。他们接触到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自觉尝试运用这些文学手法来进行汉语诗歌的写作，同时，站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反思族裔传统与文化，思考族裔未来的发展。这些都为藏族汉语诗歌的发展带来全新活力，藏族诗坛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这些诗人的创作彻底摆脱颂歌的模式和“言志”的激情，利用传统藏族诗歌写作中重“隐喻”的特征，借助特殊意象如“牦牛”“石头”“群峰和大山”“草原”“雄鹰”的选择，建立起了全新的诗歌审美。

安少龙的《大夏河畔：有一个世界叫桑多——扎西才让诗集〈大夏河畔〉的“地域性”意义》（《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第６期）评析了2016年新出版的青年诗人扎西才让的汉文诗集《大夏河畔》的特色。作者指出，作品分为“大夏河”“桑多山”“桑多镇”“桑多人”“桑多魂”五辑。首先，每一辑中的作品表面上看来都有统一的主题，从中可以窥见这是一个地域性诗歌文本的写作风格。同时，它也体现了一个诗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于“地域性”的诗歌意义上的担当。其次，诗人以桑多地方的“河”“山”“镇”“人”“魂”五大意象作为地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其中的精神与物质层面水乳交融，循环往复，构成了一个地方的生命史。但事实上，在突破诗人自我个体意义上，它又反映出了超越地域性的特色。

此外，这部诗集还以神圣与世俗、历史与现实以及故乡与乡愁等作为歌颂的主题，传达出了诗人非凡瑰丽的创作才华。其语言具有个性鲜明的风格：箴言体的句式，或祷词与颂辞风格。诗句简洁有力，庄严、晓畅，对事物的陈述果决明了，不容争辩，如同祭司的宣示。总之，其诗歌营造出了“桑多”这一特殊的地域性文化主题。

祁发慧的《第三代藏族汉语诗歌写作主题论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扎西才让、阿顿·华多太、曹有云、江洋才让、那萨、德乾旺姆、嘎代才让、德乾恒美、白玛娜珍等第三代汉语诗人的诗作为对象，讨论了他们的写作生态和精神内涵。作者从他们诗歌中捕捉到的三个主题意象即风景流变、高原生命与神圣性空间出发，评析了这一代用汉语创作的诗人的心灵体验与感受。

剖析各种原因，作者认为，第三代藏族汉语诗人的经验构成因时代语境的变化而略显复杂，他们始终行走于两种或更多的文化传统、地理和人文景观之间的相互参照之中，他们的写作主题也随之在扩散和多元化。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对中国乡土生活的冲击，使得藏族地区传统的乡土社会受到了来自汉语社会和全球化本身的双重冲击，这样的冲击大大触动了藏族知识分子对原乡的追思和对传统文化断裂的哀伤之情，这些情绪中伤痛之情也成为第三代写作者的创作基石。而作为他们的生存环境高原，是个体生命产生的本源与根基，也是生命为之寻找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一种家族性与亲缘性。因此藏族诗人与高原风物的关系是互动的，它们既是诗歌内部必不可少的元素与诗人情感的图腾，也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展示和对自我、对社会以及人类生存处境的省察。最后，藏族诗人笔下的土地总是伴随着一种宗教遐想和自我指认。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造就了这一代诗人们创作的汉语诗歌的魅力。

小说评论方面，如上所述，一如既往呈现出比较热闹的景象。在此限于篇幅，仅介绍近年才受到关注的小说家江洋才让作品的评论与次仁罗布最新长篇《祭语风中》的评论。

雷庆锐《生命个体的孤独存在——论江洋才让〈灰飞〉中的孤独意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２期）认为，江洋才让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卓尔不群的藏族作家，无论是他的诗歌、散文，抑或是小说，都致力于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挖掘。在长篇小说《灰飞》中，江洋才让通过精致的意象设置和多元的修辞手法书写了人类存在的孤独感，渗透着一种命定的宿命观。江洋才让在《灰飞》中关于孤独意识有意或无意的诉说，为我们深刻地理解人性、社会及时代提供了完美的素材，他从孤独中折射出无穷丰富的人生内容，演化出异彩纷呈的人生悲喜剧。

作者认为，江洋才让长篇小说《灰飞》中深刻表现的人类存在的孤独意识，不同于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也绝非尼采的“人生苦难说”，更没有其他作家笔下孤独者的放逐、死亡与焦虑，他把孤独看作是生命的常态，以平和的心境坦然地面对孤独、接受孤独、守望孤独，试图在孤独中获得自我救赎的人生存在。他将藏民族的文化融合于新的时代观念与自身的生命体验当中，将孤独意识渗透到文本当中，使形而上的生存思考具化为鲜活的生命个体，从而透现出他对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

冯清贵的《藏地叙事的民族审美建构——论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认为，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是一部具有藏地民族志风格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对地方性知识、族群记忆的深度描写。作品既有根植于民间传说、宗教仪式、口头歌谣的精神原乡呈现，又有藏地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心理嬗变、社会改革及文化变迁描述。小说通过本土信仰的深描与还原、传统文化的复魅与寻思、族群历史的自述与呈现、民族身份的固守与超越，书写出独具地方性知识的精神空间与多元文化的共生谱系，传达出信仰与救赎、坚韧与包容、悲悯与正义、耐劳与和谐等人类的高贵品质，在文化趋同化和精神碎片化的时代背景下，提供了治疗现代性精神危机的族群叙事。

其他如林瑞艳的《宗教时空观与扎西达娃新时期小说叙事》（《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４期）、李尊云的《次仁罗布小说女性形象分析》（《淮海工学院学报》第７期）等也是具有特点的评论文章，由于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述。此外，在著作方面，有以下成绩。

徐琴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一书，以女性作家在创作中突出的民族身份意识为基点，讨论了几位藏族女作家央珍、格央、白玛娜珍、梅卓、尼玛潘多、亮炯·朗萨等人的小说；塔热·次仁玉珍、格央、白玛娜珍、梅卓等人的散文；以及唯色、白玛娜珍、梅卓、桑丹、德乾旺姆、完玛央金等人的诗歌创作。

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西藏文学”（西藏自治区藏汉作家的汉语创作）和藏族传统社会中女性身份与地位出发，讨论了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汉语创作中所具有的女性身份的觉醒意识，以及在现代化多元语境中当代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创作中表现出的困境、忧思、民族文化的张显与多元情感的表达。

于宏、胡沛萍的《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书，从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中分类并列举出六种女性形象，即“受难—反抗形象”“天使形象”“尼姑形象”“地母形象”“知识女性形象”和“打工女性形象”。作者认为这些形象实际上源自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三类女性形象：神女、圣女形象，忠贞、善良的平凡女性形象，具有反抗意识和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此外，她们的出现还与当代藏族社会的变迁不无关系。比如“受难—反抗形象”中的女性角色，除了受到了传统小说如《勋努达美》中女性特点的影响以外，还与西藏的解放历史及社会的变迁联系紧密，等等，著者逐一分析了这些女性形象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