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民族与宗教研究

（二）民族与宗教研究

李锦的《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是一篇关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的民族志。该书以家屋的名号“房名”研究为切入点，讨论了嘉绒藏族的社会结构，以此展现作为一个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嘉绒藏族社会结构呈现何种特殊性。全书共6章，主要内容包括硗碛的地理环境与历史面貌，土地制度与房名的获得，婚姻、居处与房名的继承，家屋中的社会关系，山神信仰：家屋整合的纽带，家屋与村落：地域性的社会结合；结论认为家屋、房名、家人是嘉绒藏族家屋社会的三个要素，家屋与村落是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结合，而社会变迁中的家屋社会呈现变革与延续的特点。

马尚林、罗凉昭的《藏彝走廊中的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一书，以回藏两个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观点为（1）在藏彝走廊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回藏关系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研究价值。（2）回藏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关系的真实缩影，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特点和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规律。（3）回藏两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形成了互补互动的共生发展机制，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动力和源泉。（4）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离不开藏彝走廊复杂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5）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交融对促进民族关系起到积极作用。（6）经济利益分割与文化冲突问题始终存在，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全书共7章。

李旭的《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对近代以来活跃在藏族地区尤其是滇藏间各民族商号的生成兴起、主要人物的经历、经营路线、范围和特点以及兴衰变化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各民族商号之间形成的商业经济、手工艺及技术、人口及婚姻、习俗、宗教关系以及情感、观念和意识认同等互动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诸种互动关系的作用和机制乃至困境进行了探讨。全书分上下篇。

杨晓纯的《西藏卡契(ཁ་ཆེ)、“藏回”辨析》（《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运用文献资料与第一手访谈资料，说明西藏穆斯林纷杂的族称如卡契（ཁ་ཆེ）、“藏回”等等，是源于不同历史时期汉藏双重语境中对西藏穆斯林族群身份定义与语言表述的差异。卡契、“藏回”二词本身具有多重含义，所指具体族群的边界也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具有争议，增加了西藏穆斯林族群身份的社会定义与自我认同的复杂性。

苏发祥、李继群等人的《木里民族关系现状调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一文，认为近年来木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宗教和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主要原因之一。文章结合田野调查资料，从民族分布和通婚等方面论述了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民族关系及其特点，认为木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经验对促进我国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具有借鉴意义。

缑红霞、周晓涛的《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的路径构建研究——以甘南州为例》（《中国发展》第6期）一文，认为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增强国家认同，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高于民族认同的地位，通过共同的文化联系建构每个成员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共同体意识，并通过人口的流动来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增强民族间的互动。要将促进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在政策导向和法律支持下，强化各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

李姝睿的《断裂、复兴与变迁——一个活佛的修行故事》（《宗教人类学》第7辑）一文，认为僧人命运的变革是藏传佛教传播圈中文化传承变化的表象，也是佛教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地位变化的体现。文中讲述的囊活佛幼年出家，1952年后被迫还俗，接受劳动改造、成为普通人和老年后再出家的故事，是传统宗教修行在经历巨大的世俗文化变迁后发生的适应性变化。

李志农、顿云的《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内源性动力研究——以迪庆藏民族发展演变为分析视角》（《思想战线》第5期）一文，认为一个民族内部在族群演变进程中嵌入交融、多元汇聚的内部关系结构，就能实现交融、开放和多民族文化的共享。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基础性、限定性作用，是云南藏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内源性动力，实现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的相互聚合并一致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持续稳定。

吴银玲的《“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5期）一文，以实地调查表明香格里拉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混融，另一面则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展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在更大的仪式场景下会整体呈现族群之间这种辩证的关联。文章试图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来审视既有的族群理论以及族群性讨论。

杨宇亮、速绍华等人的《历史地理视野下的云南民族格局——基于GIS的藏彝走廊与汉族走廊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第11期）一文，认为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相对区位，造就了贯穿时间尺度的藏彝走廊与汉族走廊，深刻影响了云南的历史进程。以GIS的技术方法对藏彝走廊与汉族走廊的民族格局展开研究，不仅可以描述二者与地理空间的关联性，还可以反映出民族的迁徙过程。

叶远飘的《民族、婚姻、伙有共耕与上帝：基督教嵌入藏区傈僳族社会之阐释——以滇西北德钦县霞若乡为例》（《广西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是身处碎片化、原子化社会结构中的族群面对周边民族的歧视与物质资料和人口再生产的重重压力下做出的无奈选择；提出“婚姻—家庭—土地—民族”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传播的网络，这一模式可以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传播呈现出民族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