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治藏政策研究

（三）治藏政策研究

治藏政策研究一如既往是涉藏政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一是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和中央政府的治理政策；二是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涉藏政策和治理政策，其中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等时期的治理政策是探讨重点；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

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系统研究了元代治理西藏的各项体制和政策。该书首先分析了元代治理西藏的权力基础，指出元代中央政府利用三股势力制约西藏地方行政，分别是分封与出镇的宗王、八思巴及历任帝师、恰那朵儿只与白兰王。介绍了元朝治理西藏的各级机构，包括中央政府层面的总制院、都功德使司、宣政院，以及地方层面的乌思藏宣慰司、乌斯藏地区十三万户、吐蕃等处宣慰司以及吐蕃等路宣慰司。此外，元朝中央政府还利用与各藏族地区相连的一些地区行政机构对西藏发挥影响，包括北庭都元帅府、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行中书省。该书指出，元代是藏族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西藏地方结束了四百余年的混战与分裂，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成为元代中国行政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文萍《元明中央政府治藏宗教政策不同特点成因探析》（《西藏研究》第3期）通过比较元明两代治藏宗教政策的异同，探讨了通过宗教有效治理西藏的规律性认识。该文认为，西藏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后，元明两朝中央政府都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特别在治藏宗教政策上，呈现出既有共性、又个性分明的特点。元朝主要采取“独依一派”“政教合一”的政策，而明朝则更多采纳“多封众建”“政教区分”的治藏宗教政策。该文提出，造成这种宗教政策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统治民族和统治思想造成的差异、边疆不同民族局势形成的差异、对藏传佛教作用的不同理解形成的差异。该文认为，元明两朝治藏宗教政策貌似背道而驰，但其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实现了两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

巴桑《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方略解析——以西藏地方摄政制度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研究了西藏地方政府摄政制度的起源、内涵和主要作用。该文认为，西藏的摄政制度开始于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出现摄政制度的主要历史背景是清朝中央政府通过《二十九条章程》，确立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该文指出，摄政的产生需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个，即经噶伦推荐，驻藏大臣与噶伦协商，由驻藏大臣报中央政府以及皇帝亲自下发谕旨认定。这充分证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的主权。该文认为，摄政制度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有效辅助手段，对僧俗贵族权力起到了制衡作用；摄政制度有利于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正常运行；历史证明摄政制度下产生的摄政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爱教、切实维护祖国统一的。

周燕《危机与契机：清朝初期治藏政策演进动因探析》（《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对清初治藏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该文提出，清朝初期治藏政策的演进往往与西藏重大危机相伴而生，如皇太极顺治时期西藏政教冲突催生清朝统一西藏、康熙时期蒙藏贵族冲突促进中央政府的间接通知、雍正时期西藏内乱推动治藏政策不断深化、雍正时期西藏内部叛乱和外敌入侵推动中央政府治理西藏体制的最终成型。该文认为，清朝迅速完成了治藏政策的成熟，原因在于清王朝的大一统观念突破了传统华夷观，更加注重对边疆的治理；清王朝对待危机的态度积极，并注重善后治理；清王朝善于调整治藏政策，注重兼顾西藏地方势力的利益。

次旦扎西、顿拉《试析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基本经验》（《西藏研究》第3期）从宗教角度分析了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主要政策。该文认为，民国中央政府为积极管理西藏各项事务，设置了蒙藏委员会；建立健全法规，通过加强藏传佛教事务管理，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尊崇九世班禅，积极恢复中央和西藏地方正常关系；妥善进行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筹划推行西藏政教分离的改革目标，积极谋划“内政统一”的政治理想。该文指出，上述各项措施为维护主权、固边稳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未从根本上改变怀柔羁縻的传统，对西藏社会的现代化改造难以实现。

王少明、普布次仁《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形成的历史贡献》（《西藏研究》第6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理论和政策源头。该文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西藏工作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创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注重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这些举措是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提供了路径方向，经过了实践和历史检验的重要借鉴，必须始终予以牢牢坚持。

徐百永《中国共产党有关西藏政教制度的认知与政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对中国共产党针对西藏政教制度的认知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论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统治阶层在政教合一制度存废问题上的博弈，以及最终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政教分离，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历史过程。该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西藏及涉藏工作重点省政教制度的了解和认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早期有关西藏的主张，一般是与新疆、蒙古相提并论。随着中国共产党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和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其对西藏政教制度的认知逐渐深化，所制订的政策也逐渐定格于推行政教分离，改变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朱晓明《西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实践特色》（《西部发展研究》第1期）将西藏改革开放纳入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和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中，判定历史方位，勾勒实践进程，梳理时间特色，展望发展前景，从而为理解和把握西藏社会变迁发展的规律和走向提供指引。该文从西藏地方历史“三个高潮”“两个低谷”的视角，和西藏地方当代史“四个时期”“两大跨越”的视角，努力把握当代西藏所处的历史方位，并将西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实践特色概括为“六个阶段”“两条线索”。该文以制约西藏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即基础设施和人才建设所取得的改善和进步为切入点，论述西藏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李玲艳《从援藏到建藏：入藏人才结构变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分析了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到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期间的干部建藏援藏工作。该文认为，既有的干部援藏模式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包括援藏工作软硬件结合存在问题、民生问题难以根本性改善、西藏实用技术和管理水平难以得到真正提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西藏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西藏市场化过程中的人才流失问题、西藏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宗教残余影响、现行干部援藏体制不利于人才向基层流动。据此，该文提出应吸纳志愿者办好基础教育、加大双语人才援藏力度、统筹软硬援藏资源、通过行政和市场双轨制配置援藏人才、加大对民生工作的智力和人才投入、增加科技干部援藏比重等。

徐志民《当代中国的长期建藏思想》（《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论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政府关于长期建藏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主张。该文认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确立了扎根西藏、边疆为家的长期建藏思想。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提出“加快西藏发展”、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逐渐探索出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藏办法，这既是对长期建藏思想的丰富与补充，也是实现长期建藏目标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60多年来党的治藏方略，提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赋予长期建藏思想新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含义。

喻永庆《我国内地西藏班（校）政策创办动因考察》（《西藏研究》第4期）对在内地建立西藏班（校）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进行了分析考察。该文认为，我国有着长期在内地为边疆少数民族人员建立专门学校的传统，从唐朝以至民国，历代中央政府都采取了相关政策。该文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在内地创建西藏班（校）主要基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动因，即在政治上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经济上培养亟须的各类技术人才、在教育水平上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巨大差距。该文重点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推动在内地创办和发展西藏班（校）的政策历程，分析了这些机构在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

郎维伟、赵书彬《中央治藏新方略研究述论》（《西藏研究》第4期）对目前学术界关于“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重要原则的研究进行了整体梳理和评论。该文将相关研究分为关于治藏新方略形成的研究、治藏新方略发布前的研究、治藏新方略发布后的相关研究三类，并分别进行论述。该文提出，治藏新方略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做好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的理论意涵和依据需有系统的阐释，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不断总结和完善的研究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