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梵汉比较研究
在梵汉比较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高水平有分量的力作。复旦大学的施思和梁银峰的《中古汉译佛经中的“与+NP+俱”结构》(《语言研究》第4期)是梵汉语法的比较研究。该文通过对《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arīkasūtra)和《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īrtinirdea)梵汉文本的对照比较,认为中古汉译佛经中频繁出现的“与+NP+俱”结构与佛经原典语言(梵文)有密切关系。这样的语法结构多数对应于梵文中名词的具格或者梵文名词具格与副词srdha(“与……共”)的组合形式,都是修饰谓语动词的伴随状语。那么缘何译师都喜欢用“与+NP+俱”、而不是“与+NP+共”来对译梵语中伴随义的具格呢?作者认为这与上古汉语中动词“俱”和“共”的句法、语义特点存在差异有关。在上古汉语中,“共”是及物动词,后面常带宾语,与之相对的“俱”,是不及物动词,不需要带宾语,显然后者更接近梵语原典语义的表达,所以后世的佛典文献便将它作为一个翻译的范式继承下来,只要遇到原典里有类似“伴随”义具格的用法,就很自然地使用“与+NP+俱”来对译。
浙江大学何欢欢发表的《“陈那”名讳考》(《文史》第1期)是对佛教因明学鼻祖陈那(Dignga,5—6世纪)论师名讳的考释。在汉传文献中他的名字至少有陈那、域龙、童授、方象四种译法。该文通过对玄奘及其弟子所撰文献中有关“陈那”名讳材料的考析,并梳理比对梵、汉、藏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考察他的不同名讳各种可能原语及其相互关系,最后以图表的形式展现多种异名的演变路径与缘由,试图从“正解”与“误解”梵文的微观角度来一窥佛教汉化之宏观历史与过程。
北京藏医院刘英华的《药师心咒源流考》(《西藏贝叶经研究》汉文版),对现存藏译《增圣如来定力琉璃光陀罗尼》、汉译《药师经》以及吠陀医典《八支心要集》(agahdayasahit)与《八支集》(agasagraha)梵文本等文献中的药师咒进行梳理比较,发现各文本之间差异较大,如咒语文字多寡不一、译本咒语发音不同等问题,但药师咒的基本框架是相同的,即皆由皈敬辞与咒文本体两部分组成。由此可见,药师咒在历史上至少有两种以上的不同梵本在流传,而古印度吠陀医典《八支心要集》和《八支集》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都早于藏译《增圣如来定力琉璃光陀罗尼》和汉译《药师经》,而且在唐代义净以前所译的《药师经》中都不包括药师咒,因此义净汉译《药师经》中的药师咒,很可能是后来增补进去的。而吠陀医典中的药师咒保存着较早的原型,或许佛教经典中的药师咒很可能来源于吠陀医典。
此外,日本创价大学的辛岛静志的《试论梵语“chattra”、汉语“刹”、朝鲜语“tjer”以及日语“tera”之关系》(《佛学研究》第1期)一文,对汉语“刹”的来源进行考察,认为汉字“刹”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像“塔”(专门为了音译犍陀罗语thuba或thuva[梵语stūpa]而造出的汉字)、“魔”(Mra)、“鬘”(ml)等字一样,“刹”是专门为了音译印度梵语ketra而造出的汉字。ketra(刹)原义为“田地”,但为什么有寺院的意思呢?比如“名刹”“古刹”“巨刹”“金刹”“佛刹”“梵刹”“禅刹”等词中的“刹”皆指“寺院”。经作者考察,由梵语翻译成“刹”的词源,其实有两个,除ketra外,还有一个是chattra,chattra在中亚语言中经常变音为katra,如中亚出土的《金光明经》梵文残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而chattra的原意是伞盖,古代印度佛教徒常在佛塔上挂有伞盖,以表尊敬。传到中国后,佛塔上的这种“刹(chattra)”就成为寺院的重要标志,故大寺院被称为“名刹”“巨刹”“梵刹”等,后来人们逐渐忘却“刹(chattra)”原指伞盖的含义,而把它等同于寺院的意思。由此该文认为朝鲜语的tjer(寺)和日语的tera(寺)也都是来源于汉语的“刹(chattra)”,对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来源于阿拉米语dayr的杜撰或来源于梵语cetiya(支提,意为灵庙、祠堂)的臆测进行了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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