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梵汉佛经对勘研究
梵汉佛经对勘是我国梵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宝生先生主编的《梵汉佛经对勘丛书》陆续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今年该丛书又出版了两部大作,一部是《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另一部是《梵汉对勘究竟一乘宝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选取了有“千部论主”之称的世亲论师三部重要论典,即《辩中边论》(Madhyntavibhgakrikbhaya)、《唯识二十论》(Viatikvijaptimtrtsiddhi)、《唯识三十颂》(Triikvi-japtikrik)进行校勘、译注和研究。首先由黄宝生先生从梵文原文译成现代汉语,然后进行梵汉对勘,用于三书校勘的古代汉译本分别是真谛译《中边分别论》、玄奘译《辩中边论》、瞿昙般若流支译《唯识论》、真谛译《大乘唯识论》、玄奘译《唯识二十论》和《唯识三十颂》。其次,在梵汉对勘的基础上,再加以注释和研究。这三部论典对厘清唯识学派的核心概念,梳理唯识体系的纲要有极大的作用。《究竟一乘宝性论》梵文全称是Ratnagotravibhgo Mahynottaratantrastram,依此可译为《宝性分别大乘至上论》,简称《宝性论》。对勘者首先把1950年琼思敦(E.H.Johnston)校勘出版的该论梵文原典翻译为现代汉语,然后与北魏·勒那摩提(Ratnamati)的汉译本进行比照对勘,并加以注释。此论属于如来藏系统的重要论典,有组织地阐述了佛性思想,是对如来藏思想的理论总结。全论以七个论题来构建如来藏的理论体系,并援引《如来藏经》《胜鬘经》《大乘涅槃经》《华严经》《大乘庄严经论》等经典来批判《般若经》的性空学说,强调“佛性”的存在。故该论不仅与唯识学说关系密切,对了解印度如来藏思想之发展也是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龙国富在《语言科学》(第87期)上发表的《从梵汉对勘看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的省略技巧》一文,是通过对《法华经》的梵汉对勘,发现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省略采用了替代省略和非替代省略两种技巧。前一技巧包括数词替代省略、代词替代省略和名词替代省略,后一技巧包括意译省略和文法省略。作者把这种翻译省略的原因归纳为三条:1.受汉语和梵语表达规则的制约;2.受佛经翻译理论思想的影响;3.受归化与忠实观念的驱动。文章最后强调梵汉佛经对勘在佛经翻译史和佛经语言接触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不宜低估,只有利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积累佛经翻译研究和佛经语言接触研究的实例和素材,才能把佛经翻译研究和佛经语言接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指出以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为基础的佛经翻译史论和佛经语言接触史论研究成果,对世界翻译研究史理论和语言接触史理论研究的贡献不言而喻。
而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继红发表的《从〈金刚经〉梵汉对勘看玄奘的翻译语法观念》(《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则利用自建的《金刚经》梵汉平行语料库,包括《金刚经》(vajracchedik Prajpramit)梵文原典与六种不同的《金刚经》汉译本进行对勘比较,着重讨论玄奘在从梵语到汉语的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译者语法意识和语法观念。文章指出玄奘在翻译梵语多义词时,严格区分实词与虚词,虚词多采用音译的方法,并严格区分时体范畴与情态范畴,如“应”仅有情态用法,而“当”不仅有情态用法,而且可充当将来时标记,而且从梵语呼格语法范畴与玄奘汉译本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可推知玄奘对汉语句子成分、语法、语义功能的认识。因此,作者认为以翻译和语言学研究为目的的梵汉对勘、同经异译比较是玄奘翻译研究的重要方法。不过,从一部或几部梵文佛经中揭示的语言现象,尚不足以全面地展现佛经翻译特别是玄奘译经的所有特征,期待今后能够对更多的汉译佛典进行梵汉对勘和异译比较研究,形成规模,凭借充足的语言事实,这样才能逐步揭示玄奘汉译佛经的真相。
梵汉佛经对勘属于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经汉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有助于正确解读汉译佛经与梵文原典,而且开辟了佛经翻译史、思想史和佛教汉语研究的新视角,同时,对于彰显汉译佛经的价值,提升汉传佛教的地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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