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汉文部分）——藏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四）藏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完麻加、周拉的《宁玛派密咒师的起源与发展》（《西藏研究》第6期）认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密咒师既是宗教人士，又是普通百姓。他们娶妻成家、生儿育女，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在受邀时为民众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依据史料和田野调查，宁玛派密咒师跨越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时期，最初是以占卜打卦的形式出现的神职人员，后经过各个时期的发展、变迁，在不同时期都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

钱光胜的《藏地朝圣五台山、鸡足山比较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依据史料，围绕藏地朝圣山西五台山、云南鸡足山这一文化现象，从缘起、时间和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考述，认为藏地到五台山、鸡足山朝圣的发端，均可上溯到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宁玛派对大理国影响甚大，而息解派祖师帕·丹巴桑杰对推动五台山、鸡足山成为藏地圣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近代藏传佛教在不同区域的发展，本年度有两篇学术论文，一是邵逸舒、周润年、文厚泓的《近代云南藏传佛教发展初探》（《西藏研究》第6期），文中提出了如下观点：相比西藏、四川、青海与甘肃地区的藏传佛教，云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相对较晚，近代是它重要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民国政府加强了对云南藏传佛教的管理，保留了清代的优待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云南迪庆藏传佛教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云南丽江地区藏传佛教进一步加强了与汉文化的联系，社会地位稳步提升；受西藏、西康等地“藏密东传”的感召，云南藏密由圣露活佛、督噶活佛等高僧首次传入昆明、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成为近代“藏密东传”最后一批进入内地的藏密力量。近代云南藏密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与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

二是喜饶尼玛、文厚泓的《近代甘青藏传佛教状况探析》（《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文中提到，近代甘肃、青海社会环境相对和平，民国地方政府开始实施近代化管理，设立新式教育，着力佛学研究，甘青藏传佛教有了较稳固的社会基础，并得到了明显发展：首先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新增不少寺院，九世班禅也曾长期在此弘法，喜饶嘉措创办现代性僧伽学校，这一时期该地区还先后出现了达赖、班禅两位最重要活佛的转世灵童。其次，甘青藏学界两次进入西藏学习、交流，成为内地与西藏关系的纽带。最后，这一时期汉藏佛教交流进一步深入，在藏密东传的背景下产生了融合汉藏佛法的“法幢宗”。近代甘青藏传佛教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汉藏关系的发展。

靳艳娥、谢热的《藏区宗教认同的形成及其历史表现特征》（《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一文提到宗教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标识，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心理、宗教信仰行为以及宗教信仰氛围为纽带，把具有共同地域、共同宗教信仰和共同宗教文化心理的人们或族群无形地凝聚在一起，起着对内“求同”和对外“识别”的功能，影响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态及其社会身份的塑造与建构。本文运用宗教社会学相关理论，通过文献梳理和历史的纵向考察，客观阐述了藏族地区宗教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因素，正确分析归纳了其历史表现特征及重要作用、影响。

刘永文、齐玲玲、王令梅《大应法王札实巴考论》（《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指出，明朝特别是明朝中期帝王多在北京册封、供养藏族僧人，并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活动，为其建造塔寺，大批开度藏僧行童。个别皇帝亲自修习藏传佛教仪轨，参与诵经等活动，并自称法王，表现出对藏传佛教的极度崇奉。明朝帝王崇信藏传佛教，在一定范围内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消极影响较大。但是，它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也有一定积极意义。朝廷“多封众建”，札实巴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由承袭禅师开始，最后获得“大应法王”称号的。札实巴驻锡大慈恩寺并拥有下院广济寺。在京参与佛事活动，上奏章维修陕西弘化寺，乞请寺田佃户。生前待遇优渥，死后建塔厚葬。朝廷的政策、札实巴的待遇和行为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书籍对札实巴都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