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木扬·凯朝、易文文：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及重要人物

【摘要】佛教源于古印度，佛经最初所使用的语言是巴利文和梵文，传到中国后，分别翻译为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傣文等多种语言，为中国人提供了了解和学习佛教经典的契机。佛教传到中国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医学、建筑、绘画、石刻等方面产生影响，佛教本身也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社会思想与民间习俗又有了新的变化发展，这是早期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对汉藏蒙满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历史性贡献。在当代社会，佛教中国化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国际交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交流等方面也都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脉络、重要人物

【第一作者简介】嘉木扬·凯朝，男，蒙古族，1963年生，辽宁阜新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西藏》2021年第5期，原文略有删节。

【中图分类号】B946.6；D635

佛教在西藏传播的践行者：松赞干布

印度佛教在我国西藏传播的过程，首先是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时，开始用藏文翻译佛教经典，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

松赞干布派大臣吞弥·桑布扎赴印度系统学习梵文和佛学，又迎请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和8岁等身像入藏，建造了小昭寺和大昭寺。吞弥·桑布扎学成回到吐蕃后，借助梵文元音和辅音字母，并结合藏语声韵，创制了藏文，开始用藏文翻译梵文佛经，《华严经》等诸多大乘佛教经藏开始在西藏传播。自此，以新制的藏文译成的佛经被称为《甘珠尔》。

（雨后大昭寺。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赤松德赞（公元8世纪）时，从印度迎请亲教师寂护、轨范师莲花生等高僧大德弘传佛教，建立西藏历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庙桑耶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赤祖德赞（公元9世纪）时，崇信佛教，礼遇僧人，修建佛教修行院和讲经院，下令厘定藏文字，修订早期译出之经典。

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推行佛教到9世纪中叶朗达玛兴苯灭佛，这是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公元10世纪末，西藏进入封建经济发展时期，新兴的封建主再度兴佛，形成多个教派。公元13世纪，在元朝中央政府支持下，萨迦地方政权统辖西藏政教，这时西藏的佛教再度蓬勃发展，藏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编订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至宗喀巴时代历经800多年方告完成，参加译著的有中外各族名僧，依据的版本有梵文、克什米尔文、汉文等，在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地的较大规模寺庙的印经院都雕刻有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翻译成果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影响颇大，汇编、刊刻、流通《甘珠尔》和《丹珠尔》，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和藏民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文化使者：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

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长河中，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影响较大。文成公主进藏和亲时携带有佛像、佛塔和佛经等物品。途经青海玉树时，她在贝纳沟住了多天，并在崖壁上刻写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里后来建有文成公主庙。在佛经翻译方面，无论是文成公主带去的汉译佛经，还是梵文佛经，不翻译成藏文就难以流传和修持。文成公主是吐蕃翻译汉地佛经的倡导者。可以说，在佛教初传西藏时，文成公主对当地佛教的生根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文成公主庙。中新社记者鲁丹阳摄）

金城公主嫁入吐蕃之前，吐蕃的佛教刚刚遭遇了一场灾难，在佛苯斗争的过程中，赞普赤德祖赞掌权初期的苯教势力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使原本影响甚微的佛教发展更是到了雪上加霜的地步。而文成公主入藏带来的原供奉于小昭寺中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也被迫藏匿于大昭寺，以免受到毁坏。金城公主为倡兴吐蕃佛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这尊佛像，继续供奉在大昭寺内。在金城公主的建议下，赤德祖赞派大臣到大唐求取佛教典籍，并将避难的和阗僧人接到逻些（今拉萨），建寺收留他们，并令其为吐蕃的佛教发展出力。

审时度势的爱国智者：萨迦班智达

13世纪阔端王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发送“阔端通达亲书”。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带领幼小的两个侄儿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前往蒙古地区传法。按照史书的记载，萨迦班智达是为了西藏的佛法和众生的安乐，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甚至不顾性命，心中怀着一种誓愿动身前往蒙古的。其间，向西藏地方各个势力领袖人物写信，陈述利害，劝说归顺，促使蒙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反映凉州会盟的唐卡）

凉州会盟结束后，萨迦寺僧众前来请萨迦班智达返藏，但是，这位已经完成和谈使命的老人，只是给吐蕃各寺庙弟子捎去了很多布施和礼品，赠送《入菩提道次第论》等佛法著述，其本人并未返回西藏，而是在阔端王的支持下，驻锡凉州幻化寺，专心著书立说、讲经传法，开始了新的弘法使命。在凉州期间，萨迦班智达调整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宗教地位，向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人物传法，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当地的社会影响。由此开始，藏传佛教开始在凉州及青海等地传播开来，安多藏族、河西走廊汉族、蒙古军官兵等僧俗民众，开始接受和信奉藏传佛教，而共同的信仰，也加深了汉、藏、蒙等各族人民的感情。

以显宗立宗，强调僧人戒律的学者：宗喀巴

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继承阿底峡的教法，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论著，他主要依据对中观、般若、戒律、俱舍、因明等学说的广大闻思，在此基础上聚集了戒行清净的善巧、戒严、贤善三功德而最终获得显密证悟的境界。宗喀巴排斥神通和幻术，以显宗立宗，为藏传佛教承前启后、倡导显密兼修、先显后密的僧人学修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了西藏后期的整个寺庙教育模式。

（甘丹寺宗喀巴修行洞里的宗喀巴自显像。楚翘摄）

宗喀巴特别强调戒律的重要性，提倡修持者尤其是僧众，外表应该以声闻乘的形象约束自己的穿戴与言行，内心以大乘佛教的菩提心修持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西藏当时尽管佛寺众多，但刻苦学佛者日渐减少，佛法事业日渐衰微，寺庙僧人戒律松散。宗喀巴亲眼目睹了藏传佛教衰落的景象，决心整饬风气，重振佛法。宗喀巴对僧人戒律的改革包括：健全僧团组织，加强寺庙管理，主张寺庙学经组织与经济机构分开，强调僧人必须恪守戒律和本分，不得参与干预世俗事务，不得娶妻和纵情酒色等。这些僧规戒律对藏传佛教健康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突出贡献者：十世班禅

1987年9月1日，经十世班禅和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倡议，在北京西黄寺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十世班禅为培养藏传佛教弘法人才，从各大藏传佛教寺庙聘请德高望重的活佛、高僧来为学员传授显密经论，当时的学员大多是各大藏传佛教寺庙的转世活佛，还有少数青年学僧。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十世班禅的宏愿。他曾指出：“藏传佛教以悠久的历史和举世闻名的经典著称于世，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作为活佛肩负着这一重任，国家和信教群众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

（十世班禅给毛主席的献词。楚翘摄于民族文化宫展览馆）

十世班禅创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有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几大特点：1．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招收各藏传佛教寺庙的活佛和优秀僧才，体现和继承了宗喀巴大师的“爱众同仁大悲心”的平等包容思想，续佛慧命，是藏传佛教界的大事；2．十世班禅没有分别心，藏传佛教各大小教派（包括苯教）的活佛以及优秀僧才都有来北京参加系统学习的机会，这也是历史性的创举；3．十世班禅考虑周全，迎请各大教派善知识和高僧大德为学员教授各宗派的传承法脉、教理教规和该派的重要特点；4．十世班禅爱国爱教与时俱进，迎请国内最好的汉语文、历史、政治教师为学员授课，使藏传佛教中国化推进了一步；5．十世班禅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到佛学院指导工作，为学员传授各种大小密教传承和灌顶等仪轨。这是十世班禅为了祖国的未来，藏传佛教的传承，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历代班禅尤其是十世班禅继承和发扬佛陀和宗喀巴大师“慈心无碍、行愿无尽”的菩萨行，几十年如一日，勤奋不倦，爱国爱教，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圆融无碍。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十世班禅行愿无尽、慈悲喜舍、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大师的治学方针和治学精神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