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重读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有何当代启示？

今天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中华政治与文化传统的某种回归。

马戎，1950年3月出生，回族，籍贯上海市，1968-1973年在内蒙古东乌旗插队。1987年获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任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民族与边疆发展、教育研究、人口迁移。出版有《民族社会学》《西藏的人口与社会》《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民族话语》《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等。

图为马戎。本人供图

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当时，这一观点引出包括费孝通在内不同学科背景学人的商榷，指其似乎不够重视中国各民族的多样性。然而即便如费孝通，在半个世纪后，也改变了看法。转变因何而生？如今回顾这场论争，对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关系有何启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半世纪论争终成大格局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应如何理解80多年前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时空背景？对于这一观点，当时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并不完全认同，但后来却转变了态度，您如何理解这一转变？

马戎：1939年，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出，以现代政治观念来看，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人们常说的“五大民族”等都不宜称作“民族”。而且，把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

资料图：女子进行民族服饰展示和才艺展示。中新社记者刘忠俊摄

当时日本已建立“伪满洲国”，鼓动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甚至把马步芳的叔叔马麟请到北平，策划在甘青宁地区成立“西北回回国”。在此严峻形势下，顾先生的担忧绝非毫无根据。他此前访问了察哈尔的德王，试图劝说德王放弃“蒙古自治”，随后在西北亲眼目睹当地回汉对立仇杀带来的族群裂痕。所以，他首先是从国家分裂的巨大现实风险和各族民众相互伤害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不能不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把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这套话语已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来推动“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以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一些头脑糊涂、盲目接受西方概念的国内学者随声附和，这更让顾先生忧心忡忡。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他在随后的文章中写道：“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我读顾先生这几篇文章，最令我敬佩的，不只是他的学识和声望，更是他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费孝通先生在清华大学和英国留学的专业是人类学，按照西方学者在亚非拉殖民地研究中产生的人类学基本概念和话语体系，费先生很自然地认为中国的汉、满、蒙、回、藏、苗、瑶这些具有不同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群体都应视作“民族”。人类学家在考察和研究人群时，一是对其文化传统的重视超过对其政治认同的重视，二是对不同人群之间差异的重视超过对他们之间共性的重视。所以刚留学归国的费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表示不赞成顾先生的观点。　　

1939年顾颉刚先生46岁，因发表《古史辨》在中国史学界很有影响，他熟悉统一的中华民族演变史文献，对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的认识根深蒂固。费孝通先生那时刚走出学校大门、年仅29岁，受到西方人类学传统影响强调群体间差异的重要性，担心人们会忽视人类学家关注的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多样性。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主题，当年发生在年龄阅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经历不同、关注重点不同的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超越具体观点的重要启示。　　

近半个世纪后，费孝通教授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中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阐述了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元，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　　

我认为费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顾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把“中华民族”定义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先生说，“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这可视为他对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争论所作的结论。

中国不同于其他多种族、多民族国家

中新社记者：与美国、印度等其他由多民族、多种族构成的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各民族生存发展和彼此交往的历史有何不同？这使中国的民族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马戎：世界上的多种族、多族群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欧洲在17世纪后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标志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实体单元的世界新秩序。这些“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程度生活着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只是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过程中，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和深化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第二类是在过去欧洲国家殖民地上先后出现的、白人殖民者为人口主体建立的新国家（美、加、澳、新），这些国家的白人移民来自不同欧洲国家，本地土著族群和其他非白人移民使这些国家成为多种族多族群的政治实体。　　

第三类是二战后由殖民地独立运动促成的、在原亚非拉殖民地领土上出现的一大批新国家（印度、印尼、缅甸等）。这些国家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形成多族群人口结构。这三类国家的形成历史各不相同，在认同模式上各有特点。

中国不同于以上三类。至少自秦汉以来，中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已形成一个边界时常变动、中央政权主导群体时有更替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有一个“大一统”的宇宙观，有一个以“中华文化”（华夏文明）为核心的文明体系，有一个“和而不同”“有教无类”的群体交往秩序。虽然出现多次朝代更替，中原皇族的族源发生过变化，但在各类社会变动和冲击后始终保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态势。这一文化体系核心思想的主脉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和其他思想流派（诸子百家），是在各学派相互辩论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具有独特宇宙观和社会伦理规范的思想体系。

资料图：学生齐声合诵儒学经典名句。　梁犇摄

与世界上许多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体系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其世俗性。这与以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为意识形态基础完全不同。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以文化，而非以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白鲁恂（LucianPye）则把中国称为“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系”。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多族群现象”与上述三类国家内部的“多族群现象”在根源上即存在明显不同之处。产生于欧洲的“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义是某种具有“零和结构”和强烈排他性的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话语中的“nation”（“民族”）概念，也不可能滋生出西方式“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体系。　　

在中国社会出现有关“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义”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在近代受到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概念的影响。今天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中华政治与文化传统的某种回归。这个传统维系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实体的延续和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

从多元一体到共同体意识

中新社记者：尽管国内各民族在样貌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种种不同，但在中国常常以“大家庭”比喻各民族间的关系。您认为，这种“大家庭”的关系何以可能？今天为什么有底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马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许多群体至今仍保存了许多特色。历史上的跨地域人口迁移和族际通婚使得有些族群在体质、服饰、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特点。各族之间有的差别明显一些，有的几乎看不出差别。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描述，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国内各族群间存在的各类差异。这就是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基础和运行机制，也是我们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信心和底气。

资料图：图为《蒙古族婚礼》表演现场。　赫雨田　摄

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中，可以看到中华各族内确实出现过一些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活动，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人还不够团结，国家力量还不够强大。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完全有决心、有信心、有力量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而且必将完成大陆与台湾的最终统一。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现现代化进程 

中新社记者：当前，一些西方媒体不时指摘中国政府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而开展的工作是对少数民族原有生活方式的破坏，比如攻击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教育。您如何回应这种看法？　　

马戎：一个国家需要推进本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全体国民有必要掌握一种有助于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文字工具，也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在国内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环境中易于相互交流的语言。所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以各种方式推行本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有的直接称作“国语教育”。这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每个国民（包括少数民族国民）充分参加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和实现个人发展理想的客观条件。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经过1905年的“废科举、兴新学”，现代学校教育已发展了一百多年，各个科目的汉语文教材已相当成熟，客观证明中国中小学生的专业水平是经得起国际比较的。相比之下，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教育事业起步较晚，如1952年之前，拉萨没有一所现代小学。编写少数民族文字的数理化等门类的教科书，既需要有各科目的本族专家，教材编写出版后还需要一定规模的市场来予以支持。所以客观上的情况是，中国维吾尔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藏文的各科教材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各族青少年学习现代化知识的需求。加之中国已形成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的大格局，为帮助西部广大少数民族青少年学习与掌握现代知识和跨区域就业，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是一个基本条件。一些人批评中国在西部地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完全没有道理，这些国家的政府自身在本国也推行国语教育，在美国如果不会英语也是寸步难行。但是，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与继承本族群母语和传统文化，这二者之间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做到二者兼顾。

资料图：拉萨市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在上课。中新社记者贡嘎来松摄

试想，如果一个藏族青少年只会讲藏语，他就很难在城市里生活，他无法通过汉文电视节目去接触藏文节目无法包括的大量知识和信息，无法通过汉文网站购物或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他的活动地域和活动空间必然受到极大限制，对自己和家庭的发展非常不利。少数民族青少年完全有权利加入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更有能力来继承和保护本族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