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湘民：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摘要】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青藏高原上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是整个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真实写照。青藏高原与我国其他地区汉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铸就了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廉湘民，男，土家族，1963年10月生，湖南省泸溪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 副总干事、研究员，长期从事西藏历史、当代西藏政治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西藏》2022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D633

一、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和社会基础

“今天，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我国国土主要居于亚欧大陆东部，呈现三级阶梯垂直分布，按照自然特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域。人类在这三大区域之间和各区域内部的互动，基本上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主体。

作为三大自然区域之一、地处第三级台阶的青藏高原总面积约260万平方公里，超过我国陆地总面积的25%。在行政区域上，它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云南省西北部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西部木里藏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西南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的南缘等地。

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并且拥有许多海拔6000~8000米的高山。在我国西高东低三级阶梯的地势总轮廓中，青藏高原位于最高一级阶梯，是长江、黄河、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等许多亚洲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青藏高原区在主要自然条件方面具有其独特特征。一是地势高大雄伟，形成历史年轻。二是太阳辐射强烈，气候寒冷干旱。三是冰川冻土广布，寒冻风化普遍。四是极端生命环境，独特生态适应。五是水平与垂直交替，自然景观多样。

青藏高原在大地势和大气环流的制约下，形成了自东南向西北、由暖湿至寒旱的水平分异，表现为森林一草甸一草原一荒漠的地带性变化。与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相连接的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北部广大地区，地势相对较低，植被相对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号称“民族走廊”地带，是祖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闪亮舞台，也是各族人民进入三大区域腹心地带的桥梁地带，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民族融合的精彩大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活动舞台。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高原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是祖国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自然环境基础。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从人种学上看，56个民族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缘交融关系，但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东亚人种。我国三大自然区域的主体人口都属于东亚人种，特别是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的原始居民，不仅同属于东亚人种，拥有相同的基因，在语言上也同属于汉藏语系，在语言文化交往交流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从现有的历史和考古证据看，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既是“多元一体”的过程，即由不同的地域文明走向共同的中华文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过程，即由统一的东亚人种分散到三大自然区域，形成不同的区域文明。今天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其人口主体的形成，不仅具有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天然基础，也具有相同的人种、血缘和语言等自然基础。

在青藏高原各地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证明，青藏高原早期文明和紧邻高原的西北干旱地区和东部季风地区的相同时期文明具有紧密的联系。比如，新石器时期的以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藏东区域类型文化，以拉萨曲贡为代表的西藏腹心地带区域类型文化和黄河、长江上游甘青川一带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具有密切联系。另外，汉文正史中关于羌人深入青藏高原腹地的记载，藏文史籍中关于安多地区藏族来源的记载，都说明祖国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的早期交往历史。在佛教传入之前，青藏高原盛行原始苯教信仰，据专家研究，原始苯教和内地的道教无论在观念还是在仪轨上都有大量相同之处，极有可能来源相同。

中国三大自然区域的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绝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必然作用的结果，具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和悠久的人文积累，是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

二、汉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记忆

公元7世纪以后，国内三大自然区域之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已有的自然和社会基础上空前加强，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日益繁荣。到13世纪，随着元朝统一中国，各民族往来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8世纪清朝乾隆时期终于基本稳定下来。三大自然区域最终构成了统一并且稳定的中国政治版图。

公元7~10世纪初，在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出现了唐王朝。这是继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初地跨两大自然区域的第二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繁荣的国家。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上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政权。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唐与吐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了从和平到战争等各种方式的往来，汉藏两个民族开展了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无论是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深入融合关系。

在政治上，随着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赤德祖赞与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联姻，唐与吐蕃结成了舅甥关系。人类由远古时期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而来，舅舅在家中曾经是唯一的男性权威。唐吐蕃时期，最高统治者结为舅甥关系，充分体现出双方视对方为重要亲属。这种由政治联姻导致的亲属关系在汉藏两族长达千年的交往过程中，从统治者扩展到社会各层面，成为汉藏两族各阶层的美谈，产生了大量同类题材的美好传说。在传统八大藏戏中，就有以此为题材的《文成公主》，至今广为流传，长盛不衰，成为拉萨等多地雪顿节的保留节目。青藏高原东部、东北部地区，汉藏族之间的走亲戚早已成为千百年来的传统习俗。这种从政治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的含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其紧密程度超过了藏族俗语中形容汉藏关系犹如“茶与盐巴”的关系。

而“茶与盐巴”的关系，正是历史上汉藏两族经济关系的真实写照。青藏高原地处高寒，人们日常饮食大多为高蛋白、高油脂、高热量的畜牧产品和植物蛋白含量高的高原农产品，原产于我国季风区的富含消化油脂成分、维生素含量丰富、便于长途运输的茶叶成为不可替代的高原生活必需品。人们生活中不可一日无茶。从唐宋时期起，茶叶便成为联系我国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的主要商品。起源于今四川雅安、云南普洱和湖南安化、湖北恩施等重要茶叶产地，通过紧实压制的砖茶、茯茶，在来自祖国各民族的一个个马帮的骡马驮运下，从高原东部、东南部和东北部源源不断地被运往青藏高原。这种东西互通互补的商业模式在我国西南地区延续了一千多年。一条条连接三大区域的运茶道路被称为“茶马古道”，在华夏大地经济发展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迹。这是一条条汉藏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通道，千百年来，上演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无数动人故事。高原数地盛产食盐，特别是今西藏芒康盐井生产的食盐，行销祖国西南广大地区，成为腌制云南宣威火腿等当地特产必不可少的原料。在以甘肃、青海草原地区为主的广大涉藏地区，各族人民习惯在熬煮的茶饮中放上少量盐巴。“茶与盐巴”的关系正是千百年来祖国各族人民交往的真实写照。宋朝以后，青藏高原东北部所产的马匹在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战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成为东部季风区与青藏高原区各族人民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

伴随着三大自然区域政治、经济交往的是各民族日益密切的文化交往。大乘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是各族文化交往中最为典型的事例之一。这一过程延续了千年之久，把一种完全来自国外的异域文化转变成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佛教从南亚向外传播，其中大乘佛教向西北传播，最初在2000年前从中亚地区传入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接着传入东部季风区，形成与儒家、道教并列的汉传佛教，大约在公元7世纪传入青藏高原腹心地区，9世纪中叶吐蕃灭亡之后，逐步形成了佛苯融合的藏传佛教。宋元时期，在东部季风区，儒道佛三家融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通过吸收消化佛教内容发展到宋明理学新阶段，汉传佛教也完成了以禅宗为主的中国化过程。10世纪前后，藏传佛教各教派相继形成，北传至西夏，13世纪传入蒙古和元朝上层，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出现，到16世纪中期通过青海、越过河西走廊，迅速传入位于西北干旱区的广大蒙古地区。到18世纪清朝乾隆时期，一个以儒道佛为文化内核，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兼有伊斯兰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地处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三、在追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事业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加强

近代以来，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剥削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孱弱无力，面对外国侵略压迫，不断妥协退让，国家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内部长期处在军阀割据状态，全国人民一盘散沙，处在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之中。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次大陆的侵略占领，19世纪中叶之后，与英属印度接壤、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挑唆下，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始终处于中华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图谋的斗争前线。在武力侵略中国的同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断制造种种谬论和散布谎言，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瓦解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国家观念，疯狂攻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涉藏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的所谓“藏学家”无视中国各民族千百年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编造了“中国西藏并立说”“西藏自古独立说”“满蒙非中国说”“西藏文化印度说”等种种奇谈怪论，企图达到分裂中国、分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罪恶目的。在西藏等地，一些追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民族败类，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为虎作伥，随意歪曲藏族自古以来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光荣历史。他们的分裂言行，至今还影响着境内外一些受众。由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分裂中国导致的涉藏反分裂斗争，至今依然存在。

在近代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转变成自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青藏高原各民族积极参与到追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共同事业中。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来自今天四川省金川县的藏族同胞就参加到镇海保卫战中。在1888年、1904年两次抗击英战争中，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打击侵略者。特别是在1931~1945年为期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以九世班禅、喜饶嘉措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和各民族僧俗同胞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展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共御外侮的坚强意志。

近代中国各族人民的一次次英勇斗争，大都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绞杀。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先进政治组织的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指导。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光辉政策照耀下，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空前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空前巩固。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时期，时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推荐共产党员宣侠父到冯玉祥的国民军司令部开展政治工作。1925年12月，创建了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1926年，宣侠父同志首次把党的工作做到了青藏高原藏族群众当中。当时，地方军阀、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对甘青涉藏地区进行残暴统治，以五世嘉木样活佛之父黄位中为首的甘南地方上层人士组织当地部落、寺庙和藏族农牧民，多次武装反抗，受到血腥镇压。1926年7月，宣侠父来到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欧拉草原，成立涉藏地区首个反帝反封建政治同盟“甘青藏民大同盟”，迫使马麒驻军撤离拉卜楞地区。

1935年，党中央率领红军长征经过除西藏以外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红军在涉藏地区驻扎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党中央在长征中的多次重要会议和重大战略决策都是在这里召开和作出的，如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等等。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都在这里发生。红军在涉藏地区得到了休整，筹集粮食、羊毛等生活物资，为北上抗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党和红军初步了解了涉藏地区的自然、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状况，一大批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青年加入了红军，为日后我党开展涉藏工作、经略西藏在思想上、组织上打下了基础。在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首次在我国民族地区较大规模贯彻执行，党积累了民族工作的丰富经验，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乃至解放以后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党和红军在涉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得到了以藏族为主的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各族人民从此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洪流中。

红军长征过涉藏地区成为千年藏族历史画卷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成为涉藏地区各族人民走向光明的集体记忆。充分体现了党和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体现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体现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源头之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事业取得决定性伟大胜利。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和平解放一扫在西藏实行民族平等的根本障碍，打下了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建立“人民西藏”的坚实基础，终结了民族压迫，维护了国内各民族之间和西藏藏族内部的团结，开始了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代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时，都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采取争取、笼络和支持西藏僧俗农奴主阶级的政策，支持他们对农奴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只维护各民族上层利益，忽视各民族下层人民的利益，因而无法做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现象在西藏长期存在。当时，不仅各民族之间不平等，藏族内部也不平等，甚至在统治者内部，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斗争。1951年5月24日，毛主席在庆祝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宴会上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西藏和平解放指明了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进方向。《十七条协议》第三条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的政治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里，在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自由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生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人民解放军和有关工作人员进藏，给西藏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息，汉藏民族为主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西藏呈现出新的面貌。西藏人民从人民解放军身上认识了人民军队，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许多藏族中青年人刻苦学习汉语文，不懂汉语拼音字母，就用藏文标记汉语发音。这个时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新旧观念、藏汉文化大交流、大交融的时期，是藏族文化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也是藏族现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

随着以康藏、青藏公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代表的政治因素进入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西藏社会一扫晚清、民国时期的停滞状态，文化领域发生了除旧布新的巨大变化。宗教神学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跌落下来，在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西藏。新时代西藏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和革命性。以《格萨尔王传》和优秀民间故事为代表的大量历史上被统治者忽视的、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挖掘，一批批融合了汉藏文化特色、集人民性与革命性于一体的文艺作品从西藏传播到祖国各地。各民族作者创作的以西藏人物、山水为题材的大量绘画、摄影作品，汉藏等各种文字的西藏题材的诗歌、小说在全国文艺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至今日，在全国各地城市的广场舞中都能听到熟悉的西藏歌曲，看到跳着藏族舞蹈的身影。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得到全面落实。1966~1976年，西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新西藏。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期间，中央召开了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提出各阶段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稳定的战略目标、具体任务和政策措施。西藏社会取得全方位发展和历史性进步，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温暖怀抱中，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工作法律体系日益完备，民族地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各民族干部不断成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意气风发地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于2021年8月27至28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十二个必须”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分别于2015年、2020年召开了第六次、第七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2021年7月21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他先后来到林芝、拉萨等地，深入农村、城市公园、铁路枢纽、宗教场所、文化街区等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他强调，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加强民族团结，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抵御了无数的灾难，早已成为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气风发地阔步行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征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