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无法分割了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佛教的传入中国

佛教在古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自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传入斯里兰卡，并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约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区，形成中国的巴利语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古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古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古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特点

中国佛教具有下述特点：

（一）全面性

如上所述，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古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596—664）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古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二）丰富性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

（1）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但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永乐大典》，不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与汉文佛教典籍约略相当。佛教在汉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于此可见一斑。至于其他两种语系的佛教典籍就几乎等于各该民族文献的全部了。

（2）大乘佛教在古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三）广延性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藏语系佛教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在教义上保持印度原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长，创造了极为光彩夺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语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傣族各地区形成傣族文化的主体。

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深入的研究。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

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古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古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籍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公元301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公元516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

（三）社会化

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自公元九世纪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以至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从事民族团结工作、进行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举其著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蕃僧相时力主和议，促成唐、蕃立碑结盟（821一836），结束了百余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永好的新的历史时期。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纂，总汇了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无法分割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此文系1984年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时向大会举办的佛教学术座谈会提交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