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路上】高颖：追远慎终，积厚流光——记承德普陀宗承之庙

近日， 《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课题组赴河北省承德市开展实地调研。【调研路上】栏目将陆续编发调研组途中见闻和调研成果，敬请关注。 

作者高颖，系 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北京沿着大广高速驱车北上，进入承德境内后不久，远远地看到一排建筑在半山腰的巍峨庙宇。这是清朝康熙、乾隆两帝修建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因为是坐落于避暑山庄东北部的八座藏传佛教寺庙，统称为外八庙。其中一座红白相间、夺人眼目的便是有小布达拉之称的普陀宗乘之庙。

普陀宗乘之庙的山门

普陀宗乘之庙位于避暑山庄北侧狮子沟内，是外八庙中最大的一座。红白高台掩映在青山绿云之中，充满了庄严沉静的气势。庙宇坐北朝南，背山面水，东邻须弥福寿之庙，西接殊像寺，占地2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山门前有护城河，河上有一座五孔石桥。山门为三孔拱门，左右有一对石狮子。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进入山门有一座黄琉璃铺顶的石亭，亭内存有乾隆年间的三通石碑，分别是《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亭两侧零散分布着几座白台，碑亭以北则是五塔门。继续沿着甬道北行可见“三间四柱七楼”式样的琉璃牌楼和一些建于平台上的小殿堂。后半部分的主体建筑大红台位于山巅，高25米，之下是高18米的白台基座。由白台东西两侧的入口拾级而上，东经洛伽胜境，西经千佛阁，可到达红台的中心建筑万法归一殿。整座庙宇在布局上模仿拉萨布达拉宫的主体，将汉族传统建筑的特点和藏族建筑的风格元素糅合为一体，彰显出浑然天成的和谐自然，是汉藏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

普陀宗乘与藏文པོ་ཏ་ལ同源，皆来自梵文“Potalaka”，意为观音菩萨道场。乾隆皇帝60岁生日之际，为他的母亲钮祜禄氏贺80大寿，各地王公首领云集承德。为了给来自蒙古、青海、新疆的王公贵族和宗教领袖居住，用了四年时间仿西藏布达拉宫建造了普陀宗乘之庙。乾隆一向看重文治，擅长“以教治心”，因蒙古族信奉黄教，便有“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怀柔之策。在京畿之地按照原本宫殿的样式建造一座寺庙，源自他认为西藏是藏传佛教的中心，格鲁派是“藩服皈依之总汇”。其实何止乾隆帝，从元朝开始，历代帝王无不看重远在西陲的藏传佛教，以其为固国统家的重要一招。西藏的佛教各派也向来期求皇帝的认可，进京朝觐、受封者络绎不绝。京城和圣城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联由来已久。

拉萨的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是赞普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而建。后遭受火灾和战乱，仅存一座观音堂。1587年，明朝政府应格鲁派第一位转世活佛索南嘉措的恳请，赐其封号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也就是第三世达赖喇嘛。格鲁派在西藏的势力逐渐壮大，打压吞并了一些教派后，成为西藏、青海、蒙古地区最有势力的佛教派别。1645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在旧布达拉宫遗址上以观音堂为中心建立了白宫。在他圆寂后，摄政第巴桑吉嘉措在白宫的西面加建红宫，此次加建还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1653年，顺治皇帝册封格鲁派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封号的法律效力和政治意义。直到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叛逃之前，布达拉宫一直是历代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和进行政治宗教活动的场所。

有人说，外八庙中的普宁寺、安远庙体现了乾隆“摄之以兵”的武功，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则代表了其“怀之以德”的文治。而在当时的第二政治中心仿建微缩版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与将“龙潜禁地”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一样，不只是昭彰其怀柔之德，更具有“安藏辑番”的重大意义。

就在普陀宗乘之庙峻工之际，远在欧洲备受沙俄暴掠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全部近17万人，战胜沙俄军队和哥萨克骑兵的围追堵截，逃脱饥饿和瘟疫，折损大半人口，历经半年，徒步万里东归，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国土。这一壮举不仅感动了乾隆皇帝，也感动了整个世界。乾隆邀请信奉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参加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典礼和祈愿法会，典礼上十位土尔扈特部首领盘坐在乾隆皇帝左侧，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此后，土尔扈特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和优待，在新疆繁衍生活至今。

琉璃光影辉映，刹那念转千年。来自康乾盛世的普陀宗乘依旧巍然，讲述着万民一心、天下皆归的繁华过往。历史上无数活佛们生死交迭，藏传佛教也从政治舞台回游到宗教本色。在今天这个新的盛世，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代替了红袍黄帽的喇嘛，络绎不绝地穿梭在红白台上。我们相信，共融的文化、共进的历史、共同的承担和向往，都会像这普陀宗乘之庙一样，不断地传承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