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汉文部分）——传播与影响研究

（六）传播与影响研究

朱丽霞的《藏传密宗与“中华国族”的构建——民国时期汉地僧人的藏密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8期）对民国时期藏密传入汉地的缘由进行了分析。指出汉地佛教界认为藏密无论是在精深程度、发展规模、戒律以及佛经翻译方式、密典数量、修习次第、律仪等方面有优胜之处，因此成为汉地佛教的“参考”和取法对象。民国密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重塑语境中，汉地佛教文化重构的一种努力。除了佛法体系完备性的需求外，民国汉地佛教界认为沟通汉藏佛教对建成“中华国族”、沟通中华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杨孝容的《论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佛教教育中心的汉藏教理院》（《宗教学研究》第1期）依据原汉藏教理院期刊档案文献及民国佛教报刊相关资料，经由考察汉藏教理院的学制、招生及学生毕业情况、学生来源等，揭示其对川渝及相邻地区佛教乃至当代中国佛教特别是佛教教育的影响。

徐东明的《从观音法门在吐蕃的传播看汉藏佛教的交流和互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认为汉、藏两族佛教僧人的译经弘法活动，对吐蕃观音法门的完备和传播及其观音信仰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观音信仰也成为汉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的纽带和寄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祁桂娟的《明代汉藏两地佛教戒律改革探析——以宗喀巴改革与晚明汉地丛林改革为例》（《中国佛学》第1期）回顾两地戒律改革之背景，并对两次改革内容和异同之处进行分析和总结。认为宗喀巴及晚明汉地高僧如祩宏、古心如馨等在矫正佛教流弊、清肃佛门风气、发扬义学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刘俊哲的《吐蕃时期佛教哲学传入西藏的价值、特点与影响》（《宗教学研究》第4期）对佛教哲学传入吐蕃的历程及特点作了探讨。指出这是当时吐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自觉抉择，而且又是由佛教哲学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佛教哲学是在吐蕃时期传入吐蕃社会的，这种时空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传入的进程、方式、内容和接受等方面的自身特点。虽然没有在当时催生出具有本土特性的藏传佛教哲学，但对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派哲学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类似的文章有索南才让的《佛教在西藏本土化的思想历程及其特点——以莲花生、阿底峡、宗喀巴为主》（《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其主旨为佛教传入西藏后经历了漫长的本土化过程，经过了吐蕃佛教、宗派形成与思想纷争、格鲁派创立和藏传佛教完全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莲花生和寂护师徒、阿底峡、宗喀巴作为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观与行、空与有、止与观的关系方面，通过程式化的修行方法，最终解决了一对对矛盾，建立了富有西藏特色、藏族特点的藏传佛教思想体系和实践方法。

王洲塔、姜馥蓉的《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社会融入——宗教“在地化”的个案考察》（《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通过对金塔寺在地方汉族社会的身份建构、信徒获得及信仰维护的动态过程中的观察，认为金塔寺作为文化进入的一方，实现与地方文化价值的互补才是其“在地化”、避免在地方社会被边缘化的最终归向。这不仅是藏传佛教，或许也是所有宗教“在地化”的最终归向。张世均《“一带一路”倡议下青藏高原地区宗教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与对策——以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为例》（《世界宗教文化》第2期）在介绍印度和中国西藏自治区佛教信仰状况的基础上，论述了地处青藏高原核心区域的西藏自治区与印度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和政策保障，提出了交流路径与对策。

索端智的《青海黄南隆务寺“毛兰姆”法会田野调查》（《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研究隆务寺祈愿法会“毛兰姆”，指出法会仪式过程反映出社区内部的权利和以寺院为中心的“信仰圈”的内聚结构关系，实现了社区成员间的连接，为社区整合提供了有效的形式；文厚泓的《藏传佛教对西藏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初探》（《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第一期）一文从多维度探讨了藏传佛教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朱丽霞所著《藏汉佛教交流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中国历史朝代为时间轴，分别探讨了藏汉佛教之间的人员往来、思想传播、艺术交流、典籍译介等问题，全面揭示了藏汉佛教交流的途径、方法、形式、影响、意义等，系统地阐释了藏汉佛教相互交流、传播、影响的历史进程，对把握藏汉佛教交流的宏观历史视域与具体历史基础有一定帮助。

明·额尔敦巴特尔所著《16—18世纪蒙古佛教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利用蒙古、汉、藏文等基本史料，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内齐托音一世（1587—1653）在漠南蒙古地区传教的特点和作用，蒙古大汗和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等蒙古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所采取的态度、政策以及清廷对蒙古佛教政策的内容、作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