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写本的研究

年度梵文研究总体而言，梵文写本、梵汉对勘、梵文文学、梵文医药文献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尤其在梵文写本研究方面非常突出，改变了以往研究面窄、缺乏研究人员的局面，对几部非常重要的梵文典籍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出现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虽然本年度填补了往年梵文文法和梵文哲学思想研究的不足，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一、梵文写本的研究

李学竹、褚俊杰、Eli Franco联名发表在《中国藏学》（英文版第1期）的《阎摩敌〈释量论庄严疏·极善清净释〉摹写本——叶14b2-20a》(A Diplomatic Edition of the Introductory Section of Yamris Pramavettikla- raīk  Folios 14b2—20a5）是德国莱比锡大学与 合作的梵文写本转写与研究的项目，此文本是关于Prajkaragupta(ཤེས་རབ་འབྱུང་གནས་སྦས་པ།）对法称《释量论注释》的注疏，其中对一些因明中很重要的问题作了探讨，对晚期佛教逻辑发展的历史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四川大学的罗鸿发表在《中国藏学》（英文版第1期）的《萨茹儒诃之喜金刚赞》(Saroruhas Hevajrastotra）一文，是对一部篇幅短小的密教写本的研究，是通过 所藏的微缩胶卷本转写而进行研究的，文中提到此赞的两个写本源自布达拉宫和萨迦县的俄尔寺，作者对《喜金刚赞》的梵藏本作了详细校勘并附有个人英译本，同时对萨茹儒诃作了相关介绍。罗鸿的另外一篇非常重要的写本研究发表在《中国藏学》（英文版第2期）中，题目为《无畏藏护〈中观花蕾〉开篇与结尾颂偈》(The opening and concluding verses of Abhaykaraguptas Madhyamakamajarī），无畏藏护(Abhaykaragupta 11—12CE）是与那烂陀寺可媲美的超戒寺(Vikramaīla）的堪布智作慧(Prajkaramati 10CE）的继任者，两位大师对印度晚期的中观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北京版《丹珠尔》中有无畏藏护所造的经典26篇，据文献记载无畏藏护共著有28篇佛教论著，很遗憾的是其中《中观花蕾》与Varpaavidhi两部经没有被翻译为藏文。此文利用 所藏梵文贝叶经微缩胶卷首次向世人披露《中观花蕾》的梵本情况，以及首尾颂偈的转写和翻译，引起国内外梵文学界很大的关注，此写本的整理与研究对研究印度晚期中观派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日本创价大学的《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第21期）是国际学者发表有关梵文研究最新成果的重要期刊之一，本年度李学竹研究员发表了《阿毗达磨集论校勘本—叶23v4—29r6》(Diplomatic Transcription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khy Folios 23v4—29r6）的研究成果。《阿毗达磨集论》在瑜伽唯实行派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30年代，印度僧人罗睺罗在夏鲁寺发现了该论的17叶，由Gokhale教授校勘发表。李学竹研究员在藏学研究中心所藏西藏贝叶经微缩胶卷中发现另外11叶，对其进行了转写和校勘等研究，此写本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印度研究早期唯实思想的形成，尤其是解明唯实与阿毗达磨之间的相关联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同时对研究唯实宗以及藏传佛教教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北京大学范晶晶博士在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第21期）中发表的《新发现“菩萨集”中的于阗文残卷和中文、巴利文以及梵文的对比》(Newly Identified Khotannese Fragment in the“Bodhisattva Compendium”and Their Chinese，Pli and Sanskrit Paralles），是一篇关于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于阗文残卷的研究，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以“菩萨集”为名的写本卷中包含了许多至今没有确认的残卷，作者在其中新发现相关《本事经》和《菩提资粮论》的内容，对其写本内容进行了英文翻译，并通过中文译本、巴利文和梵文的详细对比，进一步探讨了佛教文本中术语的演变，比如在经文的开头部分将“比丘尼”一词改为“菩萨”，很可能将其改头换面为大乘的一部经典。另外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亚系李灿博士在创价大学《国际佛教研究年报》中发表了《新发现〈贤劫经〉佚失本残片》(A Newly Identified Fragment of a Lost Tranlation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研究论文，根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贤劫经》在汉地共有两种译本，分别由法护(Dharmaraka 2—4世纪）和鸠摩罗什(Kumrajīva 344—411?）所翻译，早在6世纪初的《出三藏记集》中记录了鸠摩罗什译本佚失的情况，此研究基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残片，通过梵藏汉文本的全面比较论证，此残片属于佚失的鸠摩罗什译本。

敦煌写本中有很多梵文写本和残叶值得学者去整理与研究，近两年在这方面通过写本研究者的努力取得可喜的成绩，其代表有叶少勇、彭金章、梁旭澍联名发表在《敦煌研究》第2期的《敦煌研究院旧藏阿毗达磨梵文残叶》，文中刊出6件阿毗达磨梵文残叶，这些残叶原属任子宜旧藏，现藏于敦煌研究院。文中提到这些残叶均为麻纸制成，以丝路北道婆罗米字体书写。其中第一件残叶出自中贤的《顺正理论》，涉及第一品中对“触”的讨论。其余5件残叶未能比定出文献来源，但明显是出自阿毗达磨类文献。范晶晶、彭金章、王海云联名发表在《敦煌研究》第3期的《敦煌藏3叶婆罗谜字梵语—回鹘语双语〈法身经〉残片释读》中，通过对目前已经发布的《法身经》的不同写本进行比较归类，进一步判断这3叶残片属于丝路北道的《法身经》写本系统，与南道的《法身经》写本系统有所区别。文中还对残片进行了换写、转写与释读，并参照《法身经》的五个汉译本，对经文的性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年度在写本研究中最突出的亮点莫过于西藏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编的《西藏贝叶经研究》（藏汉），其中首次披露两本非常重要的写本，值得梵文研究者关注。首先梵文语法研究方面的一点进步是社科院贝叶经研究所发表的《梵文贝叶经写本〈迦罗波语法〉推介》（藏文）。在诸多印度古代语法理论典籍中，西藏翻译了其中非常重要的四本，即《妙音吉祥声明论》《旃陀罗声明论》《积分声明论》（又称《迦罗波语法》）以及《波尼尼经》，其中《积分声明论》是由13世纪雄顿·多吉坚赞(ཤོང་སྟོན་རྡོ་རྗེ་རྒྱལ་མཚན།）翻译并后来由邦译师罗追丹巴（དཔང་ལོ་བློ་གྲོས་བརྟན་པ། 1276—1342）作了修订，全书共有15章。目前西藏存有五部《积分声明论》写本，此文中介绍的是有27页的贝叶经写本，扉页上分别用天城体和藏文写有“积分声明论”，写本字体为达利加，长33.5厘米，宽45厘米，重50.4克，黑色字体，书写5行，每一叶都有绳洞。此写本的字迹清晰，贝叶无残缺，其中的缺少部分作者通过其他写本补充而呈现了完整的《积分声明论》，文中同时把藏译本放在尾部以便读者进行比较。此写本的公开为研究印度古典语法理论的学者提供了直接的参考资料。其次是达娃群宗发表的《贝叶经写本〈师事法五十颂〉梵、藏、汉对勘研究》（上），文中提到根据《西藏所藏贝叶经影印大全总目》，此梵文写本收藏于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写本共5页，尺寸为33.5×4.5厘米，为前孟加拉字体，目前而言此写本是世界上唯一本完整的《师事法五十颂》的梵本。达娃群宗已经完成了15首颂偈的对勘，此研究不仅补充了相关研究资料的不足，而且作者在文中强调此写本与其他Sylvain Lévi和Péter Szántó两位学者所校勘的写本有较大的差异。《师事法五十颂》是藏传佛教中既重要又非常流行的一部密教经典，但是学界对此经的研究和关注不多，文中写本的披露和梵藏汉的对勘填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普仓在《西藏贝叶经研究》上发表的《〈宝鬘论颂〉诸本研究》一文，对龙树中观经典《宝鬘论颂》不同梵本进行了梳理，通过探讨藏译本与其注释本的版本差异，从而认为佛教典籍在上千年的传抄过程中，经历了后人不同程度的增删，使得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还原到最初的形态。我们通过尼泊尔及西藏发现的《宝鬘论颂》写本，可窥见文本传抄过程中的演变，原本与藏汉译本之间的异同等。另还有欧珠次仁撰写的《略介梵文贝叶经写本〈亲友书〉》、次旺边觉所写的《马鸣的〈金刚针论〉》、平措次旦的《简述因明学在印藏的传播与梵文写本〈因滴论〉》等发表在《西藏贝叶经研究》期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