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研究

二、社会研究

本年度社会研究有专著约30部、论文约140篇，专著数量较往年略有增加，而论文数量减少明显。

从研究人员分析，北京、西藏及涉藏工作重点省藏学研究机构、智库、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依然是中国藏学社会研究的主力，此类机构的学科生态与发展直接影响中国藏学科研成果的整体水平及涉藏工作重点省区域研究的此消彼长。

从研究对象分析，西藏自治区依然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其次是青海、四川藏族地区，云南藏族地区受关注度逐渐增加，社会研究成果呈明显递增趋势。

从研究内容分析，紧跟国家宏观政策、社会热点，坚持正面引导是中国藏学社会研究的主要特征，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区域发展、社会管理与社会稳定等主题持续受关注，依法治藏、民族团结、共享式发展、脱贫是中国藏学社会研究的热词，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民族走廊、边缘族群更加吸引学者视线。西藏自治区社科院首次出版《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报告（2016）》，说明地方藏学机构开始重视学科史的梳理与总结。

从研究理论与方法分析，在多年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藏学社会研究已基本形成追求学术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成果质量稳定提高。

（一）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研究

段毅君的《依法治藏论：以藏区应急治理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书，在我国现行“中央—地方”政治体制下考察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藏地社会治理目标的差异性追求，并以藏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治理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政府在群体性突发应急事件治理过程中的执法过程及主要考量因素，建立适应藏地特征并能有效预防和处理藏地群体性突发应急事件的法律制度。对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机衔接，该书提出明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边界、做好分类放权和群众自治的对接、引导和推动群众做好自主管理、强化政府监管和支持服务等理论思考。全书共5章。

孙向军的《全面推进依法治藏若干重要问题》（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书共7章，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推进依法治藏与党中央治藏方略、依法治藏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藏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藏与贯彻宪法精神、培育法律信仰和法治文化、依法治藏与以德治藏相结合、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杨成洲、杨帆的《当代西藏家庭住房变动分析——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认为近年来西藏家庭住房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西藏住房自有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而租赁率水平较低；市场化程度较低，但城镇地区发展迅速；家庭住房的教育分化和职业分化特征明显；2000年以来，家庭的居住空间和环境大为改善，但城乡存在较大结构性差异和不均衡现象；住房价格不断攀升。文章建议拓宽农牧民、城镇家庭居民收入渠道，推进住房商品化改革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完善家庭住房配套设施。

任赟娟的《一个藏族村落“男人节”的多层社会记忆——普兰县科迦村节庆“普堆羌”的传统及其变迁》（《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考察了“普堆羌”演变为“男人节”前后的称谓表述、源流图景和仪节流程；比照节日内容、形式和象征层面所产生的社会记忆，认为仪式庆典作为传递地方历史的重要媒介，其传统和变迁存续了多层的社会记忆。

祁进玉、央金拉姆的《定居牧民的宗教生活与社会适应性调查研究——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镇为例》（《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分析移民搬迁与城镇化游牧定居过程中，个体与群体的信仰体系与宗教生活变迁及其相互影响，认为当传统意义上的世俗生活受到现代性的冲击而发生变迁时，游牧民传统的生计与认知都在因场域的变化而主动或被动地作出全新的适应。

崔冀娜、王健等人的《青海藏区移民生计转型意愿及其代际差异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9期）一文，认为城镇融入是增强青海藏族地区移民生计转型意愿的重要因素，新一代移民更注重文化融入和身份认同的影响，老一代移民则更倾向于社会参与的影响；公平感知在城镇融入与生计转型意愿之间具有调节作用，良好的公平感知能够促进两代移民更愿意选择生计转型，且新一代移民更加明显；城镇融入、公平感知对生计转型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

旦正才旦的《“联结”与“断裂”：藏族与撒拉族之间的“许乎”“达尼希”关系及其变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一文，认为经济交往是两族群族际交往的主线，通常借助“许乎”“达尼希”（好朋友、熟识者）关系网络来展开，基于经济交往的需要也成为这一特殊跨族群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社会转型时期此种关系赖以存在的机制和社会条件变化，如今循化地区撒拉族与藏族之间“许乎”“达尼希”关系网络基本上已“断裂”。

杨士宏、杨隆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逊村为个案》（《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一文，认为卓逊村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农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生产结构从解构到重构；一元经济到多元经济发生了跨越性巨变，具体表现为思想观念现代化、生产设备机械化、生活用具电器化、信息通信网络化、资源利用有序化。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已经形成。

陆双梅的《手机与云南藏区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新闻大学》第2期）一文，认为手机打破了既往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区隔，在二者之间建构了新的宗教空间；手机促进国家力量对寺院和村落社会空间的介入，改变着僧侣、村民与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交往，使藏地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处于一种现代转型的流变过程中；手机推动了跨越族群文化空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呈现了族群文化的冲突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