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与宗教研究
陈玮、张晓军等人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路径探索——以玉树藏族自治州实践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共9章,叙述了玉树州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实践探索,包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村(社区)、进乡镇(街道)、进学校、进寺院、进家庭、进军营的情况。
铁建设、苏志强主编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史》(青海民族出版社)一书共9章,总结海西州民族团结工作的“五个抓”,分别为抓“本”,抓住民族团结的根本制度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抓“命”,抓住民族地区发展的命脉;抓“心”,解决好民生问题;抓“根”,紧紧依靠群众;抓“魂”,抓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彭毛卓玛的《社会记忆与社区建构:一个城市边缘藏族村落社区的人类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一书,以宗曲流域藏族社区的发展为背景,通过田野调查,对该村的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社会结构、民俗婚姻及当下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困境等进行了民族志书写。重点研究了玛藏德哇在族群认同、社会记忆及政治参与中显现的行为模式,讨论了在多元文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村落社区的构建过程及其在宗曲流域藏族社区发展中的典型意义。
白玛措的《青藏高原牧区信仰礼仪中的“互惠”关系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一文,分析了信仰礼仪开支的类别及比例,以此反映“礼物”往来在其信仰礼仪中的表达及其社会关系互动。文章认为供奉和布施以一种系列性的赠送仪式构成牧民日常信仰礼仪中的重要内容,这些赠送仪式通过不同的场景获得展现和构建。
马永龙的《西藏世居穆斯林及其文化变迁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的迁入而植根于西藏,伊斯兰文化与藏文化在长期接触中形成了双向互动、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伊斯兰文化不断借鉴和吸收藏文化的精髓,通过自身文化的变迁实现了其在西藏的本土化,从而使西藏伊斯兰文化独具特色;同时,伊斯兰文化以特殊方式融入藏文化中,丰富发展了藏文化体系。
石硕的《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中华文化论坛》第10期)一文,认为藏彝走廊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区域,民族交往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二是文化普遍持包容态度,使各民族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刘琪的《民族交融视域中的“藏回”——基于云南省德钦县升平镇的实地考察》(《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升平镇“藏回”被整合进当地各民族彼此交融的社会生活之中,具有“内回外藏”的特点,其文化体系呈现出回族伊斯兰文化与藏文化交织的状态。“藏回”最重要的内涵是回藏之间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尊重差异、限制差异、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相互联结的基础。
葛俊芳的《图像与观看: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人类学考察》(《宗教学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佛堂图像作为藏族独特的集体表象,在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中起着标识作用。文章阐释藏族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纷繁深奥的佛堂图像,如何以主体的身份建构出一套独特的视觉范式,并在对图像的多样化、差异化的解读中,如何塑造自己的社会行动和宗教经验,从而丰富民族性、视觉性的宗教文化研究。
尕藏杰的《尼泊尔藏裔族群社会文化调查——以保达纳斯藏裔族群社区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一文,界定藏裔族群为在语言、文化、宗教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至今与中国藏族有一定关系的族群总称,其中尼泊尔是藏人和藏裔族群主要分布地之一。尼泊尔现有达芒和夏尔巴等几十个藏裔族群,主要居住在喜马拉雅南麓高山地区。文章对保达纳斯藏裔族群的社会组织、教育机制、宗教信仰及婚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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