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汉文部分）

本年度藏族文学研究，主要从古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研究和《格萨尔》史诗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叙述。其中古代与当代的划分是以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作为了二者的区分点，这里“古代文学”的含义更接近“传统文学”的内容。《格萨尔》史诗本应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由于关注其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另列为一个单元进行介绍。

一、古代文学研究

本年度在藏族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从其广度与深度上来看，均有较大程度的推进。首先，岗措的《〈藏族文学史〉汉藏多种版本编写评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比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写的几部具有影响的汉藏文《藏族文学史》的特点。结合作者的教学实践以及这几部文学史在国内各相关大学的使用情况，作者分析了各自的优劣以及产生的效果，进而提出了改进编写藏族文学史的建议。

在众多的汉藏文《藏族文学史》中，作者着重比较了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藏族文学史，即马学良主编1994年汉文版和扎布主编2002年藏文版。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编纂体例不同：一方面，汉文版对藏族历史发展的断代是以中央政权更迭为参照，属于粗线条的划分;藏文版则以地方势力的政权更迭为准，相对划分更细致些，更能反映藏族文学不同时期的特点。另一方面，汉文版藏族文学是以西方文艺理论的分类法进行分类，而藏文版则以藏族传统的分类法和部分西方文艺理论的分类法，兼而有之地进行分类。但二者的共同特点均是没有照顾到象雄—苯教文学、藏族民间文学与当代文学内容。而晚近（2009—2013年）出版的恰嘎·多杰才让等编著藏文《藏族文学史》六卷本则适当地弥补了上述文学史中欠缺的“象雄—苯教时期”与“当代文学”部分。鉴于上述特点，作者认为，今后编著《藏族文学史》应该以藏族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作为分期标准；应重视藏族民间文学和当代文学内容；同时，随着对藏族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应该更加科学地将藏族特有的文学体裁充实到世界文学分类之中。

谢后芳的《试论藏族诗歌“古尔”与“鲁”》（《中国藏学》第1期），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古尔”与“鲁”两种诗歌在藏族文学史上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作者认为，从这两种诗歌最初出现的吐蕃时期的文献记录来看，二者均是适合于“歌唱”的诗歌形式。只不过“古尔”多指国王的“歌”，而“鲁”显然是大臣的“歌”，即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是敬词而后者是普通词汇。但两者随着后期在伏藏文献、“道歌”、《格萨尔》史诗、藏戏乃至于晚期的“古尔玛”中渐次出现，而且其形态逐渐发生分段体或自由体、六言体到九言体等的变化，可以看到“古尔”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宗教内涵的“专门歌”，而后者（鲁）则更加凸显了其“民歌”原有的特色。总之，“古尔”或“鲁”这一诗歌形式，从古至今在整个藏族地区流行不衰并不断发展，成为藏族文学花园中永不凋谢的一朵奇葩。

索南才让的《宗喀巴〈缘起赞〉思想解析》（《法音》第5期），探讨了作为藏族文学史上美文的宗喀巴《缘起赞》的思想内涵。尽管挖掘其思想内涵是宗教哲学探讨的主旨，但通过解读该文的深邃精神，却也有助于我们欣赏《缘起赞》所表达的情怀。正如作者指出，宗喀巴《缘起赞》是中观思想的结晶，它所反映的缘起性空思想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总结，也具有创新，自圆其说，自成体系，标志着藏传佛教的中观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激烈讨论后趋于统一，完成了对印度佛教中观思想的革新发展，形成了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中观哲学思想。

此外，本年度关于《萨迦格言》与《仓央嘉措情歌》的研究，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比如陈一兰的《仓央嘉措“情歌”原作和汉语翻译问题初探》（《中国藏学》第1期）等在深入分析原作多种版本的差异以及比较多个汉译文的特点方面，较之此前研究更加细致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