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研究（汉文部分）

四、《格萨尔》研究

从发表的汉文论文与论著的数量上来看，本年度《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总篇数大约40篇（部），同比过去历年发表数量来看，呈现下降趋势。但从关注的问题与角度来看，具有深入史诗内部以及呈现多角度的特点，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简言之，这些研究涉及改革开放40年来《格萨尔》史诗取得的成绩，特别艺人创作史诗的特点，具体史诗文本及其中的民俗文化内涵，史诗音乐唱腔曲调内部分类与演变，以及相关史诗的其他问题，比如石刻艺术、戏剧表演艺术、外文翻译、保护传承等。以下择要介绍几篇（部）论文、论著的内容。

降边嘉措的论文《改革开放40年，〈格萨尔〉研究走向世界》（《中国民族报》11月23日11版）认为《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从民族地区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文章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格萨尔》史诗在中国文化中引起重视并抢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作者亲身参与《格萨尔》史诗我国学界的抢救保护的实践，以及至今为止我国政府、学界等各方通力合作、经过40年的努力栽培，最终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国际显学的情况。

次仁平措的《40年西藏〈格萨尔〉工作回顾》（《西藏艺术研究》第2期）从回顾具体的西藏自治区的《格萨尔》工作出发，指出40年来西藏《格萨尔》工作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党的英明领导与关怀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作者根据自己近20年来主持西藏《格萨尔》工作和项目以及个人研究经验，指出当前西藏《格萨尔》工作面临的机构缩小、人才缺乏、投入不定、传承人热情减退等重重危机与困难，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作者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职能部门对《格萨尔》保护工作不能贯彻到底；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单打独斗，缺乏集体攻关精神；《格萨尔》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格萨尔》传承人的待遇不高等。鉴于此，当前应重新认识《格萨尔》文化的时代重要性；加强政策支持，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优化整合资源，集体攻关；建立激励机制，积极调动《格萨尔》传承人及相关民间组织的积极性和奉献精神，促进《格萨尔》保护工作持续有效开展。总之，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并以其全面指导《格萨尔》工作实践，进一步加强《格萨尔》史诗的保护力度，使得《格萨尔》事业的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工作协调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

诺布旺丹的专著《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格萨尔传承类型的再发现》（青海民族出版社）研究了一位名叫丹增扎巴（1968年生）的来自青海省果洛州的《格萨尔》艺人及其创作史诗的特点。作者认为藏语称作塔囊（dag snang）的佛教术语译为汉语为“净相”，而被用作文学创作者则可称为“智态化艺人”。因此，作者将这类隶属于“掘藏艺人”中的“净相艺人”，称作智态化艺人并对其创作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主要以对这类艺人的调查研究为主，借助西方文艺理论如“现象学、叙事学、口头程式理论、原型批评”等方法，以及参考藏传佛教尤其是其中的伏藏法宗派，探讨了这位艺人创作《格萨尔》的“叙事模式、叙事特质、结构形态以及它的时空维度”等方面的内涵。

四朗格来的《圆光艺人阿旺加措生平及其作品浅析》（《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分析了已故圆光艺人阿旺加措创作的史诗《格萨尔》的艺术特点及其生平。作者指出，圆光艺人阿旺加措

具有

不同于一般艺人的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便是他从小具有圆光能力，其二便是他经过了正规的佛教僧院教育。但同时，他又与一般艺人一样，出生并成长于具有丰厚《格萨尔》文化土壤的藏族游牧地区。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艺人阿旺加措《格萨尔》史诗的独特艺术品质。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区别于一般文盲艺人，阿旺加措与康区其他三位识字艺人一样，其作品具有传统文人创作的特点。与康区其他三位自学识字的艺人比较来看，受过正规僧院文化教育的阿旺加措的史诗风格更贴近于经院文化。同时，他的史诗作品也不像这些识字艺人那样生搬硬套片段的藏族历史知识，而是将这些历史与宗教融化于其史诗作品之中。因此，这样一位优秀史诗艺人的作品，值得我们好好品鉴。

李连荣的《试论〈格萨尔·英雄诞生篇〉情节结构的演变特点》（《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分析了《英雄诞生篇》8个文本的情节结构，指出西藏史诗中讲述英雄人物诞生的故事，存在苯教形态、佛教形态以及混合形态的差异。进而认为当下以佛教文化为基盘、融合苯教文化与民间文化构建的《英雄诞生篇》的格萨尔大王的诞生故事，被艺人和民众认为是最完美的“英雄（国王）诞生”模式。

姚慧的《英雄的意义——藏蒙〈格萨（斯）尔〉“霍尔”之篇汉译本的文本比较》（《民间文化论坛》第4期）一文，选取了藏、蒙古《格萨（斯）尔》“霍尔”之篇4个版本的汉译本进行比较，通过对小英雄、格萨（斯）尔哥哥和格萨（斯）尔等英雄人物刻画特点的分析，指出作为英雄史诗，藏、蒙古两个民族的《格萨（斯）尔》汉译文本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与英雄意义的阐释等方面具有各自模式化的话语表达，以及藏、蒙古民族在英雄模式的框架内赋予英雄之死以民族化处理的文化内涵。

郑龙吟的《论〈格萨尔王传〉人物唱段音乐的多样性——以西藏那曲地区艺人的演唱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以2013年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采集的西藏那曲地区部分艺人演唱的《格萨尔王传》人物唱段音乐（共计360多首音调、节奏、速度、情绪、风格各异的唱段）为研究对象，以乐谱分析为研究方式，从音乐本体的角度探究了《格萨尔》人物唱段音乐的结构多样性、技法多样性和风格多样性特点。作者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就其中总结的三种曲式结构即一段曲式、二段曲式与三段曲式，分别举例一一作了详细介绍。同时总结了人物唱段音乐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旋律发展手法和段落组合技法特点。作者认为，《格萨尔》人物唱段所具有的风格多样的曲调特点，实际上是对藏族传统音乐博采众长汇聚而成的一种表现。《格萨尔》人物唱段音乐的传承与创编并非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体系化与专业化，而是基于本能的音乐感知与民间的音乐智慧以及储存在艺人记忆中的音乐词汇的一种统筹展示。

童学军、郭晓虹的《玉树佐青寺格萨尔诵经调特点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通过分析玉树佐青寺格萨尔诵经调曲式结构、旋律特点及音乐形态等特点，指出寺院中的这种“格萨尔诵经调”与民间艺人的格萨尔唱腔之间存在本质不同。进而认为，民间艺人的格萨尔史诗音乐是“活态”传承的乡土精华，而寺院中的格萨尔诵经是引导人们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和音乐精神。

本年度还有不少论文关注了与《格萨尔》史诗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以及保护、传承等方面的理论探讨，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总体上来看，本年度的藏族文学研究，尽管从关注的范围与探索的深度上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但仍然呈现出了逐渐前进的态势。比如“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关于藏族文学史编写问题的思考和文学体裁“古尔”与“鲁”的发展演变的分析，具有积极的意义。当代文学批评中出现关注藏文创作，也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开始。《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也表现出了研究范式方面的积极探索与革新的特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