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总论

本年度，中国藏学在历史、考古、地理、文献研究方面一如既往地保持了高水准，但在研究时段、领域和重点方面又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以下按不同专题一一综述。

一、历史

（一）总论

本年度相对缺少大部头的通史类著作，但以方志为代表的地方史、专题史方面的通论性著作不在少数。另外，围绕多卷本《西藏通史》进行的关于西藏历史发展和藏族史学研究的讨论，以及相关论文集和专题学术论文也涉及对藏族历史的宏观叙述。

首先是一批地方史志的出版，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了地方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为每一年度通史类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出版的地方志也颇具规模，比如中国藏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了《西藏自治区志·政区建置志》《察隅县志》。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志》《海北藏族自治州志（1991—2010）》。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董常保主编的《阿坝州旧志集成》(全6册），分别为《九寨沟卷·理县卷》《金川卷·小金卷》《茂县卷》《松潘卷》《汶川卷》《综合卷》。

今年3月28日是西藏民主改革和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纪念这段历史， 于3月27日举办《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暨“活佛转世”专题片发布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参加《西藏通史》研究编撰工作的共7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编撰《西藏通史》的重大意义、学术价值、研究创新、编纂经验等进行全方位的讨论，认为《西藏通史》的付梓面世，既是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藏学在国际藏学界居于领先地位的现实标志。《西藏通史》的问世，彰显了中国现代藏学研究跨越式发展的现实成就在国际藏学领域具有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以此次研讨会为平台形成的一系列高水平的《西藏通史》研究述评发表于本年度相关学术期刊，比如郝时远的《〈西藏通史〉奠定了中国藏学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中国藏学》第2期）、周伟洲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组织撰写〈西藏通史·民国卷〉之体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李大龙的《区域性通史话语体系的经典之作——〈西藏通史〉读后》（《中国藏学》第2期）、方铁的《研究西藏历史的重大成果——读〈西藏通史〉》（《中国藏学》第2期）、赵心愚的《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用心编撰——读多卷本〈西藏通史〉》（《中国藏学》第2期）、张云的《编撰〈西藏通史〉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第2期）、喜饶尼玛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科研成果——简

评新近出版的〈西藏通史〉》（《中国藏学》第3期）、苏发祥的《地方志传统与族别史研究的有机结合——〈西藏通史〉的新突破》（《中国藏学》第3期）、李德成的《著书不落窠臼作史卓尔不群——评〈西藏通史·元代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杜玉芳的《整体视野下的〈西藏通史〉写作》（《中国藏学》第3期）、石硕的《书写西藏历史的一部巨著——读〈西藏通史〉的几点认识和体会》（《中国藏学》第4期）、班玛更珠的《万古兴衰一笔书：从开天辟地到走向一统——〈西藏通史·早期卷〉的创举与使命》（《中国藏学》第4期）、梁俊艳的《一部区域史与民族史研究的杰作：一位撰稿者与特邀编辑的心得》（《中国藏学》第4期）、邱熠华的《〈西藏通史〉的编撰与历史研究所青年学者的成长》（《中国藏学》第3期）等。

本年度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蒲文成藏学文集》分为4卷6册，共收录文章约200篇，近200万字，其中《文史研究卷》上下两册收录了《松赞干布生卒年考》《关于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分歧》《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噶举派在青海的传播与现状》《青海驻京呼图克图述略》等近40篇研究藏族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论文，集中展现了作者在藏史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古今中外，所有国家的边疆地区可能会存在某种共性特征，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张云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首先从古今不同、中外不同、边疆理论和现实政策实践不同等三个方面辨析了人们对边疆的观念、理论、研究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重点从历史角度、认识角度，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讨论了中国边疆研究的自身特点，比如中国的边疆内涵和概念悠久的历史、完整的系统和丰富的内容；秦汉以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集权管理体制保证追求大一统的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理论、文化和安边、守边、治边政策与制度；近代中国遭受外国殖民侵略时全国各民族共同保卫边疆，共御外侮的伟大运动以及古代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等。作者指出，中国的边疆研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厘清思路、考辨是非、确立原则，包括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的界定、统一政权时期的疆域观与分治时期疆域观的异同、中原政权的疆域观和边疆地区政权疆域观的异同、农业地区政权和北部草原游牧地区政权疆域观的异同、中国疆域研究的不同层次划分问题、边疆研究的学科属性和方法问题等，不仅是重要的学术判断，更是重大理论问题。因此，中国边疆研究应该学习借鉴国外边疆研究理论、思想和方法，但也不是削足适履，而是要立足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实际和史料基础，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复杂丰富的现象中，梳理和总结出中国边疆研究的一般性、规律性和突出特点，建构中国边疆研究的话语体系。

地方史研究方面，石硕的《康藏历史与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收录了《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历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区的流动及与西藏社会发展的关联》《高原丝路：吐蕃“重汉缯”之俗与丝绸使用》《从藏文史籍中的四个称谓看吐蕃对唐太宗的认知——兼论吐蕃的中原观》等22篇研究康藏历史文化的叙述论文，对康藏地区的历史源流与文明进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

近代以来，随着我国国力衰微，英印政府趁机蚕食和占据了我近9万平方公里的门隅地区，甚至建立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白玛朗杰主编的《西藏门隅地区的人文历史与现状》（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利用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了西藏门隅地区的历史、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另外，还从相关亲历人物口述史的角度回顾了英印策划侵占我门隅地区的“西姆拉会议”的过程，梳理了之后英印、西藏地方政府、民国中央政府各方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交涉，雄辩地证明了门隅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拉巴次仁、石达顿珠、拉旺的《雅砻地区历史沿革及其相关问题探析》（《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对西藏不同历史时期在雅砻地区建立的部落联盟、地方政权和地方势力等历史沿革作了阐述。雅砻是西藏重要的古历史地名，也是重要的西藏古文明发祥地。悉补野时期，雅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雅砻部落联盟，吐蕃王朝时期为约茹的中心，分裂割据时期赞普后裔在此建立雅砻觉阿王系统，萨迦政权时期设立帕竹万户，帕竹政权时期在此建立西藏地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早期设立乃东宗，甘丹颇章政权晚期设立山南总管。另外，文章还对与雅砻地区相关的颇章地名、丹噶宫和帕竹十三宗谿等历史疑难问题作了探讨。

元以来是西藏及其周边区域开始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的关键时期，也是藏族封建地方部落政权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康区的政治演变和区域发展走向一直影响着西藏腹地的政治方向。叶拉太《元以来康区部落及其地方政权的形成与分布情况》（《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对囊谦杰波世系、嘉绒十八王国、丹玛万户、木里杰波、巴塘地区部落及政权、德格杰波等元以来康区部落及其地方政权的形成与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康区藏族部落自吐蕃王朝灭亡以来保持了分合离散的基本面貌，地方性封建割据部落政权相继出现，且随着区域性寺院集团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地方政教联盟系统。这些部落政权形成时间不一，分布广泛，演变复杂，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和地域发展特色。但总体来讲，部落政权（制）的格局一直持续下来并影响到康区乃至多康藏区与西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