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元明

（三）元明

元代研究方面，尕藏加的《萨迦班智达与蒙古阔端王相关文献探析》（《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萨迦班智达是萨迦派的代表人物，除在佛学方面有极高造诣之外，其对西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萨迦班智达与蒙古阔端王的会见以及他的《致蕃人书》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作者还介绍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期间讲经传法、提升藏传佛教地位、扩大藏传佛教影响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自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以后，萨迦派历辈高僧大德在元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中多据要津，声势显赫，尤其是他们代表西藏地方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建立的隶属关系，对后世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走向和演进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有元一代，藏传佛教与元宫廷的关联从未间断，元朝末代皇帝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期间也曾多次对一些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发出了入大都朝觐传法的邀请，其中就包括衮钦觉囊巴朵波巴·摄啰监灿班藏布。石美在《元顺帝召请觉囊巴上师朵波巴入朝叙事考述》（《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中依据朵波巴的相关传记，对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邀请觉囊派上师朵波巴入京一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指出朵波巴于1344年接到邀请，但最终并未成行。同时就有关文本的叙述模式展开分析，找出了其所利用的故事原型，并就曲扎白所著传记中记载的朵波巴应使者之请所讲教法之内容作简要论述。

在元朝治藏官员中，桑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官至尚书右丞相，独揽朝政大权。关于桑哥的事迹，主要见于《元史·奸臣传》和藏文史料《汉藏史集》，据说他通晓四种语言，帝师八思巴曾荐其为总制院使，率军平定藏地叛乱。他深得元世祖信任，主持改革财政经济制度，至元二十八年因坐贪赃罪伏诛。李红阳的《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从《元史》和《汉藏史集》对桑哥事迹不同的记载侧重点出发，分析了桑哥的历史形象，认为他的经济制度改革尽管一方面保障了元初财政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元初经济的全面发展，加上个人生活奢靡腐化，最终给后人留下毁誉参半的历史形象。

明代研究方面，明中央治藏政策研究是重点。比如明朝时期对藏地实行和平羁縻、多封众建政策，明朝中央政府曾先后选派多名汉番僧侣、中官、朝臣作为中央遣藏地使臣前往乌思藏、朵甘、川陕藏地区招抚封赏藏族地方政教上层，积极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及甘、青、川藏地之间的沟通和联系。陈武强、杨洁的《明实录所见洪武时期明朝中央政府与藏族地方交往中的使臣派遣》（《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以《明实录》为依据，梳理、分析和总结洪武时期汉藏使臣交往，据统计，从洪武二年（1369）五月明朝第一次派出使臣出使藏地，到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乌思藏都指挥司灌顶国师遣使入明贡方物，明朝中央政府与藏族地方互派使臣的活动贯穿于整个洪武年间，几乎从未间断。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时期明朝官方派遣的出使藏地使臣，有姓名可考者11人，另未载姓名之使臣入藏亦有多起。这些使臣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历经艰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为确保朝廷治藏、抚藏等一系列政策在西藏等藏族地方的贯彻落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玲、陈武强的《明永乐年间的遣藏使》（《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对永乐年间奉敕出使藏地的明朝使臣的使命与任务、进藏线路，以及遣藏使的特点和意义等进行了梳理。指出他们历经艰辛，成功完成了诏谕、册封、赏赐、迎请藏地僧俗首领及其他藏地公干之使命。文章认为，他们既是明朝对藏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同时也是汉藏民族友好和平关系的传递者。所有这一切，无疑促进了明朝与藏族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使中央政府与藏族地方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作为维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属领关系最重要的桥梁，册封既具有“以通使命”的政治目的，又体现出“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的浓厚宗教色彩，所以成为明朝治藏的重要政策之一。陈沛杉的《明朝对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册封及其演变》（《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梳理了明朝对西藏地方的册封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轨迹，分析了明朝朝野和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对于册封的认识，最后探讨了明朝册封政策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其对为维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属领关系、开启中央政府“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先河、促使朝贡贸易逐渐成为汉藏双方经济交流与文化互动最主要渠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明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高僧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本年度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对可观。自元以来，藏传佛教就在内地广为流传。到了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继续盛行，北京作为都城更是众多藏传佛教僧人长期驻锡的地方。杜常顺的《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论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对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和大隆善寺等三个明代北京最重要的寺院进行了介绍，并对驻锡这些寺院的僧人所属教派和法脉作了考述。文章指出，明代驻京藏僧主要集中于这三个寺院，这些僧人与宫廷关系最为亲近和密切，驻京藏僧获封法王者，基本上都出自这三个寺院。这三大寺中又各以某个或若干个藏僧显贵为核心，形成具有明显教派色彩的法脉传承。其中，以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为开山，在大慈恩寺形成了格鲁派法脉的僧团；以临洮宝塔寺僧、大敏法王端竹领占为开山，在大能仁寺形成了萨迦派法脉的僧团；以岷州大崇教寺僧、大智法王班丹札释为开山，在大隆善寺形成了噶举派法脉的僧团。在这三大寺中分别形成格鲁派、萨迦派和噶举派的法脉传承，既体现了明朝“多封众建”的藏传佛教政策，也大致反映了明代藏传佛教的教派格局。

作为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和明朝皇帝册封的西藏三大法王之一，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曾于永乐、宣德年间两次来朝，为沟通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推动藏传佛教在汉、蒙古地区的传播，以及促进藏汉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大慈法王的研究，之前已有拉巴平措和陈楠等学者作过专题研究且有高质量的成果与读者见面，现有安海燕的《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两次进京相关史事新证》（《民族研究》第6期）一文，以拉巴平措公布的藏文手抄本《大慈法王传·如愿呈祥之阳》为主要史料，对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两次进京的一些重要史实进行了新的考证，包括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的地点是北京而非南京；释迦也失首次来京的驻锡地是元代旧寺海印寺，该寺与其宣德年间入京驻锡的大慈恩寺为同一座寺院；释迦也失第二次进京是在宣德二年应明宣宗的邀请，其最终抵达北京在宣德四年底；释迦也失于宣德十年圆寂于北京大慈恩寺，并非如一些史料所载圆寂于返藏途中等。

安海燕的《明成袓遣使召请宗喀巴史事再考》（《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利用藏汉文献分别对明廷使臣于永乐六年（1408）及十二年（1414）两次迎请宗喀巴的具体过程进行考述和辨析，认为文献所载明成祖多次遣使邀请宗喀巴的说法与史实不符。从明成袓两次遣使召请宗喀巴的过程来看，他对迎请宗喀巴入朝是不遗余力的，但我们不能将迎请宗喀巴只看成是明廷对藏政策的一部分，它更应当是成祖崇敬密教的体现。

茶马互市是元明时期内地与西藏加强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而传统上的汉藏茶马贸易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变化，即双方的交易不再是一种自愿互利的经济行为，而是成为官方垄断下的政治策略。阴海燕的《朱元璋治藏茶禁政策考述》（《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朱元璋的茶禁政策，包括实施严密的引由制度、茶叶禁榷制度、茶马贸易金牌制和委官巡茶制度，加强对茶户的控制，严格管理茶叶上收、运输和交易，对私茶处以严办，从而达到了“以茶驭番”和“联番制虏”的双重目的。明初这种严禁私贩、以茶治边的策略，虽然含有封建压迫剥削等不公正因素，但茶叶连同茶马古道成为一条纽带，构筑起中原与边疆、藏汉等多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维系了祖国统一、国防巩固、中华各民族唇齿相依的历史传统。

川边地区以大渡河为界兴起的边茶贸易，成为当时汉、藏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杨江林的《〈万历合约〉：明末川西边茶贸易与汉藏关系的阐释》（《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以2005年发现于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沈村的一份有关明末川西边茶贸易的民间合约（即《万历合约》）为中心，通过合约内容的解读分析了川西汉藏关系和茶叶市场西移的历史过程。文章认为，明末清初川西边茶贸易围绕市场而展开，而汉藏关系则通过茶叶贸易之中各方利益争夺而展现。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和西南特殊的政治制度，在地方的冲突与争斗当中，国家力量的缺失成就了地方势力的表演。汉藏双方的关系也经历了传统秩序下的茶叶贸易阶段、因利益纠纷而进入的冲突阶段（表现为封河禁茶的相持阶段），最后基于多方共同利益和各方压力下而展开的协商立约的基本过程，双方这种博弈关系也预示着边茶贸易市场即将西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