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民国及当代

（五）民国及当代

本年度的民国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研究、西藏社会和制度研究、人物研究等三个方面。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研究方面，民国时期发生的重大涉藏事件，包括两次“驱汉事件”、西姆拉会议、康藏纠纷、藏尼纠纷、黄慕松赴藏致祭十三世达赖、班禅返藏事件、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转世、“西藏革命党”事件、热振事件等，都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绍明和郎维伟的《民国政府处理涉藏事件的经验与教训》（《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在民国政府处理涉藏事件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实施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对于双方维系基本正常的关系产生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政策上的处置不当也给双方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喜饶尼玛、冯翔的《“热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和英国外交部档案，对“热振事件”前后国民政府对五世热振活佛的态度及治藏政策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指出沈宗濂作为当时处理藏事的高级官员，他选择支持索康·旺钦才旦而非内向态度明确的热振活佛，对于热振被“抛弃”负有重要责任。另外，“热振事件”背后也有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和对外政策存在纰漏的原因。但文章认为当时国民政府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对藏方针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赴藏特派员谢国梁父子先后卒于赴藏途中，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均给予高度重视，分别在藏、汉两地为其举办高规格的丧葬仪式。喜饶尼玛和李威颖在《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政治互信——以赴藏特派员谢国梁丧葬事宜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1期）一文中，从谢国梁入藏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西藏地方对谢国梁丧事的处理、国民政府对谢国梁丧事的处理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西藏与中央对其丧事的处理及其后事安排均给予重视的原因，认为他没有辜负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的殷切期望，更无愧于国民政府的信任与嘱托。他的去世成为国民政府进一步改善与西藏关系的有利时机和重要基础，双方借此“隔空对话”，互表各自的政治态度与立场，这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极不正常阶段，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双方的互动交流，试探了彼此的政治意图，最终实现了双方在政治层面的互动与信任，进一步改善和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邹敏的《1949年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再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从内外两个因素，即国内中央政权的孱弱与制裁无力、国外力量的鼓动与参与分析了1949年西藏噶厦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的原因，指出中央政权的孱弱是催生边疆问题的重要原因。边疆地方政府的“离心”活动与国外力量对边疆问题介入，皆是因中央政府无法“实力”治边、营边而起。

王海燕的《“菩提学会”与民国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对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菩提学会”对民国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进行了梳理。该学会以上海为中心、以地域文化特色分会为架构，不局限僧俗身份、地域国籍征选力行弘扬汉藏佛学文化的学员，以佛教研究为基础，组织佛学人士整理研读、翻译刊行佛典，引介藏传佛教的学理与修习次第，邀请汉藏高僧讲教弘法，融通汉藏佛教差异，建立汉地佛教复兴基础。文章认为，菩提学会作为汉地佛教转型发展的研究机构，在特殊时期构建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平台。

西藏社会和制度研究方面，徐百永在《民国时期政教合一制下的西藏社会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中，通过对民国时期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特点的分析，认为此时西藏地方的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或者龙厦的改革都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受到挑战的表现，但无法解决政教合一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矛盾。作者指出，西藏社会独特的发展状态，决定着期待西藏社会内部的制度更新几乎不可能自动实现，因此，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开启了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崭新时代，彻底打破了数百年来宗教对于西藏政治、文化等方面垄断和深度参与的局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厚泓和喜饶尼玛在《西藏近代社会状况刍议》（《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也对西藏近代社会进行了考察，认为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对外交往等方面的状况看，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社会表面上有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变化，但它仍然是一个政治保守、经济落后、思想封闭、民众生活极其贫困、现代文化教育水平极低、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虽然新的现代文化已在西藏许多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作用与影响，但离开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孱弱无力的近代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之路终归于失败。这些也是近代以来西藏社会现代化变革皆归于失败的社会原因。

邹敏的《民国时期拉萨城市生活初论》（《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以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和拉萨城市中不同阶层生活状况为中心，考察了民国时期（1912—1949）拉萨的城市生活，通过对传统生活中的现代性以及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生活的梳理，初步总结出拉萨城市生活的等级性、自主性特点，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西藏地方的）与外来的（内地的、西方的）多种生活方式得到了共同呈现。

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推行新政，其中成立了一批新设机构，包括甲擦列空（汉译作盐茶局）、颇康和巴希列空（皆译军粮局）等。王强谢、金勇的《民国时期西藏盐茶局成立时间与官职考》（《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对甲擦列空成立时间及官员品级进行了辨析，对当时西藏成立盐茶税收机构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于1913年成立，于1914年开始对盐、茶进行征税，1915年开始对作为进出口货物的羊毛进行征税。甲擦列空的主管僧俗官员在品级上均属四品官员，某些官员获封札萨、台吉等头衔。马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中的两个军粮机构新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对“颇康”和“巴希列空”两个军粮机构藏语名称和汉语译名以及成立时间进行了梳理，辨析了两个军粮机构方面容易出现的混淆之处。

在清代社会研究方面，除了西藏，还有对其他藏族地区社会的研究，比如曾现江的《清中叶至民国嘉绒地方：社会、文化与族群》（人民出版社）一书在概要梳理嘉绒地区历史地理的基础上，从清初土司制度下的嘉绒社会、雍乾时期嘉绒土司的周边地缘关系网络、雍乾两朝对嘉绒地方政治秩序的强化建构、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金川地区的社会重构、清季民国嘉绒地区的政制演进、近代嘉绒社会的一个持续倾向等几个阶段，梳理和分析了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在国家权力持续强化地方秩序建构之下，嘉绒地区的回应及其在政治制度、族群格局、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变迁。

人物研究方面，主要是喜饶嘉措和更敦群培研究。喜饶嘉措大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是杰出的藏学家。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为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誉为“爱国老人”，成为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的光辉典范。2018年9月初， 、中国佛教协会、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在青海西宁和贵德共同主办了“喜饶嘉措大师爱国思想研讨会”，49篇专家学者、高僧大德的学术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事迹和思想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评析。本年度亦有多篇论文涉及喜饶嘉措大师。周炜的《喜饶嘉措大师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及其表现》（《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从社会和历史两个维度来阐释喜饶嘉措大师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总结了安多地区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主义内涵及其在大师爱国爱教的人生经历中的体现。

赵勇的《参政为抗战救国，弘法为团结固疆——喜饶嘉措大师4次重庆之旅及出席国民参政会述略》（《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以大师4次重庆之旅为主要线索，以大师参加国民参政会为重点，介绍了大师为宣传抗日、巩固边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反动集团的分裂、抵制列强势力渗透，以及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和汉藏文化的交流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

程颐工的《试论喜饶嘉措大师与黎丹先生交往的历史意义》《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通过对新近发现的珍贵文史资料——杨质夫《入藏日记》的深入挖掘，展示了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思想从自发走向成熟的重要成长历程；通过对喜饶嘉措与黎丹两位大师友好交往的探寻，勾勒了大师践行爱国爱教思想的足迹。

杜永彬的《更敦群培与印度学者罗睺罗的关系》（《中国藏学》第S0期）一文以从印度文译成英文的更敦群培与罗睺罗的往来信函和罗睺罗的自传等材料为据，参考国内外关于更敦群培和罗睺罗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对罗睺罗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政治活动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阐述其与更敦群培的关系，重点分析了两人对彼此的学术和政治影响。

在根敦群培短暂的一生中，斯里兰卡之旅是一个较为关键的时间段，对其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增宝当周在《根敦群培的斯里兰卡之旅及其记述》（《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中，对根敦群培在斯里兰卡一年四个月的旅居岁月进行了介绍，指出他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还翻译和查阅了相关典籍，切身体验感受了斯里兰卡的佛教文化，促使他自身思想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其他人物研究，卢本扎西、喜饶尼玛的《爱国高僧阿旺嘉措评述》（《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对西藏拉萨色拉寺杰扎仓堪布阿旺嘉措以“爱国爱教”的坚定信念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与亲帝势力进行了不懈斗争，解放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参与建设甘孜地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伟大一生进行了评述。

泽仁翁姆的《康区末代女土司——降央伯姆》（《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简要阐述了康区末代女土司降央伯姆的一生。降央伯姆是德格土司家族史上由外来妇女任职土司的第一人，在任时间先后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历经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文章主要讨论了降央伯姆的生平、婚姻实质以及与寺庙的关系，认为她在支持解放事业、积极参加民族工作、关注民族教育、保存口述历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代研究方面，王贵的《藏学论文及忆文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汇集了王贵先生几十年在藏工作的忆文及研究文章，全书分进藏之前的革命历程、和平解放西藏及在藏工作、人物回忆与评述、藏语文学习与研究等，收录了作者在不同时期写就的各类文章，通过亲身经历再现了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本年度有几篇学术史研究成果，集中总结了当代藏学研究相关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比如张云在《1978年以来西藏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藏学》第S0期）一文中，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西藏历史研究走过的光辉历程，分析了其复苏、发展到繁荣的原因及主要标志。文章以西藏通史类著作、断代和专题研究成果为重点，概述了40年来藏式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从当前西藏历史研究的良好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出发展望了其未来发展的前景。

王川、马正辉的《“藏族抗战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在回顾国内学术界几十年对“藏族抗战史”（即中国藏族民众与团队投身抗日战争）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评述、总结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归纳了这一研究的现状，如这一领域的最早呼吁、现有对象的细化、部分史料与研究成果得到结集等。文章认为，尽管藏族民众与团体抗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却相对滞后于港澳台地区抗战、海外华人抗战等其他抗战史研究的子版块，这是由政治、地理、研究团队和语言文字能力等多种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