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汉文部分）——历史文献

四、文献

（一）历史文献

本年度，相关学者继续关注对珍贵史籍的解读，对文献的史学价值作了多方面的梳理。

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2002年出土于西藏聂拉木县的“菩日文献”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批形成年代均在14世纪之前，其中部分形成于吐蕃时期的文献，是继“敦煌文献”后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藏量最多的藏文古籍文献。本年度，由西藏大学藏文古籍研究所编《菩日文献》（精选本）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相信未来基于这批文献的研究必将得到进一步推进。

巴桑旺堆的《吐蕃历史文献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收录了作者研究吐蕃历史文献的部分重要成果。全书分四编：上编综论部分包括吐蕃石刻文献整体评述、藏文古写本的研究方法探索和关于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的质疑；第二编古文献论考中为对于具体出土和石刻文献以及考古材料的释读，并对相关吐蕃史进行分析；第三编和第四编是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残卷解读和古藏文《韦协》译注。

卫巴洛色所造《教法史》是一部成书于14世纪中叶的藏文史籍，内容涉及吐蕃王统和吐蕃佛教史等。米玛次仁的《一部鲜为人知的藏文历史文献：卫巴洛色〈教法史〉》（《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这部珍贵的史籍做了介绍，指出卫巴洛色《教法史》的著作年代为藏历第六饶迥铁龙年即公元1340年，作者继承了早期西藏史学的传统，以“分段式”将全书划分章节，同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结构，具有编年体史书的特点。具体叙述时以“人物”为中心，各章节荟萃了众多历史人物，并按年代先后顺序进行叙述。从史学价值看，《教法史》记载的历史内容、搜集的资料和历史分期法等，对我们研究吐蕃史、早期西藏佛教史和西藏史学史都有一定的帮助。同作者的《〈六世班禅洛桑班丹益西传〉的史料价值》（《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对二世嘉木样官却晋美旺布撰于1786年的《六世班禅洛桑班丹益西传》的史料价值进行了介绍，认为其中详细记载的六世班禅进京之史实及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之间的关系往来，为研究清朝与西藏地方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六世班禅在北京等地的活动，对研究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他一些重要记载也为我们研究一些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线索。

《拔协》是藏族史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史著，成书较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由于辗转传抄，《拔协》形成了不同的写本，各写本不仅名称不同，在内容上也有较大差异。刘凤强的《〈拔协〉版本及相关问题考述》（《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对《拔协》不同版本的内容及价值进行了梳理，指出不同版本《拔协》书写的过程，也是藏族史学不断进步的过程，反映了从吐蕃到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发展历程。

普布多吉、其美次仁的《藏文史籍〈亚桑宗派源流明鉴〉解析》（《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对藏文史籍《亚桑宗派源流明鉴》作者、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等进行了介绍，指出这部珍贵史籍的作者芒噶蓝是一名具有相当佛学素养的亚桑噶举教法传承人，成书于藏历第八饶迥之木羊年即公元1475年。全书篇幅简短，除开篇礼赞和跋文外，正文主要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主要记述了藏族起源传说、雅拉香波神山、亚桑曲吉门朗生平事迹、亚桑噶举派创教历程、亚桑寺历任堪布、亚桑地方政教势力的形成，以及亚桑千户、万户和吐蕃王室后裔拉博巴金家族与亚桑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仁青卓玛的《第五世达赖喇嘛授予三世察罕诺们汗之铁券文书考》（《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第五世达赖喇嘛授予三世察罕诺们汗之铁券文书进行了研究。文章在全文汉译铁券文书内容的基础上对其作了深入分析，发现该铁券文书确是第巴·桑杰嘉措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颁发给三世察罕诺们汗的，通过对铁券文书资料的进一步解读，可以较为详细地了解察罕诺们汗的生平、部落形成，所受文书和名号及其历史、宗教和政治背景，能够发现察罕诺们汗传记和相关历史文献中的诸多错误说法及异议等。同时，还能了解察罕诺们汗在青海蒙藏地区所拥有的特权及其在蒙藏首领中的名望和威信。

《后藏志》，亦译作《娘地教法源流》，全称为《年楚河上中下流域稀有善言·学者津梁》，由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所著，大致成书于1621—1635年，主要记述了后藏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顿拉的《明代藏族史学名著〈后藏志〉思辨三则》（《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这部史书的编纂目的，除了赞颂后藏佛教的兴盛，更主要的在于宣扬藏巴汗的统治地位，对其统治前藏制造一种正统性。另外在编纂题材上，《后藏志》是一部融集教法源流、寺院布局、高僧传记为一体的关于后藏地区的寺院志书，为清代西藏地区编撰寺院志提供了范例。

乃宁寺是西藏近现代史上一座较有影响的寺院，藏文文献《乃宁寺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座寺院的法统传承、堪布世系、兴佛建寺、弘扬佛教的功勋等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羊毛措的《〈后藏乃宁寺志〉及其价值研究》（《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在简单介绍乃宁寺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对这部珍贵文献的内容及史料价值作了探讨，认为它不仅是一部乃宁寺志，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后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等，对藏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青海广惠寺第四世敏珠尔活佛降白曲吉丹增赤列所撰《世界广说》，成书于1830年代，是藏族人以藏文撰写的首部完整的世界地理著作，书中除了描述藏族人业已认知的藏地、汉地、蒙古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更将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原本陌生的地理空间纳入藏文明之视阈。魏毅的《孰为汉地（རྒྱ་ནག）：〈世界广说〉（འཛམ་གླིང་རྒྱས་བཤད）对于汉地的地理认知》（《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结合清代诸部藏文地理文献，对其中涉及汉地部分内容进行解读，梳理清代蒙古族、藏族知识阶层对于汉地的地理认知与观念，认为《世界广说》对于“汉地”存在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和宗教地理等三种层面的不同表述：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汉地，即该书描述的“东至满洲之地、西到阿瓦之地（缅甸）”的半月形地理空间；以北京为都城、以汉地为主体的清朝之政治疆域；与上述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汉地重合且将“于阗”作为单独地理单元予以表述的宗教意义上的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