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汉文部分）——汉文文献研究

（四）汉文文献研究

元明时期，西北临洮地区有唃厮啰后人出任土官，比如赵阿哥潘归降元朝后随蒙古军南征四川，屡立战功，由同知临洮府事逐步提升为临洮府元帅，成为临洮地区最大的土官，奠定了唃厮啰家族元明清时期再度辉煌的基础，《元史》中专为其列传。齐德舜的《〈元史·赵阿哥潘传〉笺证》（《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元史》中的《赵阿哥潘传》作了详细的笺证。

黄沛翘所纂《西藏图考》由于编纂时旁搜博采，探溯源流，故自刊印后即引起国内外注意，其志卷之二首篇《西藏源流考》在《西藏图考》全志中具有“括总”的地位与作用。赵心愚在《光绪〈西藏图考〉的“括总”之篇——读〈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7期）一文中认为，黄沛翘对这篇《西藏源流考》的材料、内容及重点有全面的思考。从内容的安排、详略及记述方法等看，

《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具有详今略古，重心放在清代；突出康熙末年至乾隆时期几次出兵西藏的军事行动；纵横结合，内容兼及西藏自然、社会诸多方面；既尊重前人的研究，又明确写出自己比较分析后的看法等几个特点。从文献价值来看，本篇系统地记述西藏历史及各方面情况，有助于当时留心边务的人们了解、认识西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此志撰此篇，对藏族起源及西藏历史上若干问题提出看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从《西藏图考》作为方志著作横排结构来看，《西藏源流考》在志中总摄全志成为一志之经，具有此志其他各篇所没有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西藏志》成书于乾隆七年之际，乾隆五十三年，和宁得抄本于成都，乾隆五十七年将其付诸刻印，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对其后成书的内地相关西藏著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杨学东的《乾隆刻本〈西藏志〉校勘举隅》（《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针对《西藏志》在刊刻过程中出现的文字谬误，利用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抄本、较早成书之《西藏志考》及稍后成书之《西藏记》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勘正工作。

吴会蓉、王庆的《西康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7期）一文梳理了西康地方志纂修的基本过程，认为西康地方志的编纂起源于东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历唐宋元明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清代走向兴盛，清代西康境内的方志流传下来的有30多部，类型齐全，既有府志，也有州志、厅志、县志、屯志以及乡土志。从编纂主体而言，既有官修，也有私纂，其中以官修为主。民国时期出现转型并继续发展，先后经历川边特别行政区时期(1911—1928年）与西康建省时期(1928—1950年），方志编纂并未因为时局动荡的影响而中断，相对于其他省区而言有了较大的发展，表现在方志数量突飞猛进（整个民国时期，西康编修的方志达到了64部之多）和方志种类繁多、区域分布广泛、质量明显进步等方面。另外，这一时期西康所修的方志还涉及部分西藏地区的地方志内容，为学者们研究康藏历史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地方志具有地方性、连续性、资料性、时代性和可靠性等特点，这是地方志的共性。但方志是以记载某一地区事实为职能的著作，由于各地的地理形势、山川气候、物产资料、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不尽相同，所编方志内容必然各具特色。永红的《西藏自治区新方志的特点》（《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结合中国藏学出版社所出一系列西藏自治区新方志，认为西藏自治区所编撰的专业志、地区志、市志、县志既具方志共性又各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地方性、连续性、资料性、时代性、可靠性。作者指出，西藏地方志的编修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