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香港藏学研究——哲学、宗教

发布时间:2023-05-24 09:39:56 | 来源: | 作者: | 责任编辑:

2018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藏学研究成果较往年而言,继续呈现减少趋势,时有内地的藏学研究者在港台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如果再将这部分研究区分开来,则港台地区本土的研究成果更在少数。历来在港台地区多见宗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藏传佛教教义的理解和对相关释论的论述,其次是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可见文学评论、艺术分析等。藏学研究人员、机构、刊物的不断减少,将使港台地区藏学研究的衰弱之势愈加明显。从2018年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图书分析,台湾和香港藏学研究主要涉及哲学、宗教、历史、社会、文学、医学等领域。

一、哲学、宗教

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林恕安的《从使用因明谈清辨是否继承龙树的精神》(《台大佛学研究》第36期),提出清辨(Bhviveka,500—570)与龙树(Ngrjuna,150—250)以及其他中观学家如佛护(Buddhaplita,470—540)、月称(Candrakīrt,600—650)等的最大差异在于其著作中大量采用因明(hetuvidy)论式,然而论式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一套既有的规则,而此有违龙树在《回诤论》(Vigrahavyvartanī)中遮破使用量(prama)的看法。文章讨论了清辨是否成功地以因明说明中观的内涵,如何解决使用量所产生的形上疑虑,以及胜义简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以来,清辨虽被视为中观的继承者,但却抑于佛护、月称一系而在修证的判定上不受重视,作者主张清辨虽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但其内涵是具有其传承与说服力的。

台湾玄奘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暨佛教弘誓学院研究部教师释悟殷在《〈施设足论〉业报思想研究》(《法印学报》第9期)中讨论,说一切有部传有“一身六足”论,唐代玄奘译出《发智论》与《法蕴足论》等六论,独缺《施设足论》未翻。宋朝的施护等译出该论,但只是“因施设”而已。藏传佛教亦有《施设足论》,对照汉译及《大毗婆沙论》的引文,可知藏译本也不全。尚幸,汉译《大毗婆沙论》保留有非常丰富的《施设足论》资料,可以作些弥补。因此作者在印顺法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大毗婆沙论》搜罗有关《施设足论》的记载,文章探讨的是“业与业报”部分,内容分为两条主线:首先罗列《施设足论》原文,再说明其思想特色及与《婆沙论》之异同。既呈现《施设足论》之原始资料,又可发掘阿毗达摩师在自由思考论究下形成的思想差异。

台湾法鼓文理学院佛教学系释觉心的硕士论文《〈般舟三昧经〉“除睡眠”之研究》,通过厘清“除睡眠”在《般舟三昧经》的整体修法中的定位,比对研究汉、藏文本及现代译本《般舟三昧经》,兼考察“除睡眠”在其他经论的定义,以明确“除睡眠”等词的含义,结合《般舟三昧经》与“头陀苦行”的关系,一一证明《般舟三昧经》之“除睡眠”,指的是“去除睡眠盖”,而非完全连中夜也“不睡眠”。

台湾政治大学宗教学博士吴品达的《论〈密勒日巴大师全集〉“物/悟境”之译相》(《外国语文研究》第29期),从“人非人、物非物”的母题出发,以《密勒日巴大师全集》为文本,论析密勒日巴如何透过噶举传承的大手印教法“止观”中“人无我、法无我”的修持,对应于其传记与道歌所共显“人非人、物非物”的所缘智观,不仅彻底将外显“物境”与内观“悟境”之相,如实通达且无二,更善巧方便且智慧地将万显二元之相,译解出心之究竟为本(自)然的胜义。“人非人、物非物”所缘起于“我”与“无我”、“相”与“非相”的物(悟)境中,在密勒日巴对上师虔敬的全然信念里,将修行外在所处的“自然”,焕发为自性之“本然”,智慧与方便皆等持、明证其(非)人、(非)物等诸境,同一且无二,成就与证悟之因、缘、果,无碍任运自然成。

拉谛仁波切著、Elizabeth Napper英译、廖本圣中译《心在西藏佛教:西藏佛教认知理论》(Mind in Tibetan Buddhism)(藏典出版社有限公司),译自拉谛仁波切口述,由E.Napper英译的Mind in Tibetan Buddhism,主要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蒋悲桑佩格西依据印度学者陈那的因明著作《集量论》、法称的因明著作《释量论》及无著的阿毗达摩著作《阿毗达摩集论》等,依循随理行经部宗的观点,所撰写的《认知理论要点总集:开新慧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尕藏加《略探宗喀巴大师寺院教育思想》(《宗教哲学》第85期),对宗喀巴大师寺院教育思想作了初步探讨,主要从《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和“五部大论”的角度,对宗喀巴大师寺院教育思想的理论信念、内涵对象和目的意义等进行了探索、分析和归纳,认为宗喀巴大师寺院教育思想不但是一个博大而深邃的思想宝库和教学实践,而且蕴含着传承性、次第性、显密相容性等与众不同的殊胜内涵和独特学风。

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德吉卓玛的《略论度母的慈悲思想》(《宗教哲学》第85期),简略概括了度母的传说故事及其慈悲思想的表达和相关藏传佛教经典,认为度母在藏族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履行一种合乎宇宙秩序的或体现神圣意志的慈悲济世、伦理行为的终极实体或人格力量,从而获得了信仰者的认同。

岭东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简秀娥的《菩提树在佛教意象之研究——以印度菩提伽耶为中心》(《岭东通识教育研究学刊》第7卷第3期),从菩提树的定义、菩提树与佛陀因缘、菩提树实地情形的古今参照、菩提树的历代荣枯和象征艺术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释迦牟尼佛在毕钵罗树下成道,因此该树被称为“菩提树”。菩提树的原始象征意义,主要缘起于佛陀成道事迹,由此发展为象征智慧、觉醒、开悟的觉性之树、神圣之树,且与金刚座相对应或联结。佛教在初期以佛教法物来象征“佛”,后代雕塑佛像兴起后,“菩提树”再也不能代表“佛”。作者强调,现今考察所见的现象,是经千余年后的意义展示,透过遗迹维护与后制艺术,以及仪式的诠释,除了追溯传统佛教意义,还可探索生生不息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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