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香港藏学研究——历史、政治、社会

二、历史、政治、社会

林孝庭著、朱丽双译《西藏问题：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1928—194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这部书通过深入探讨民国政府与西部边陲地方政治势力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在对日抗战前后与国共内战期间等不同历史阶段，把原本几乎不存在的中央政令与影响力，渗入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西南与中亚内陆地区，逐步实现在这些地区的国家建构。在作者看来，国民党政府所谓的“边疆”议题，并非全然是传统上所认知的那种对一个中央政权不断带来侵扰的“边患”议题，亦非完全是国民革命意识形态驱使下民族主义式的“族群政治”议题。相反的，一个本质上属于地方性政权，政令与影响力皆有限，却宣称代表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面对近代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的“主权”问题，靠的更多的是政治上与宣传上的修辞，然而此种政治修辞流布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远，对1949年以后上至国家政策，下至普通民众的一般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本书对今人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汉藏关系，有着相当高的价值。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各务诗乃《历史叙述的延续和转变——以吐谷浑起源传说为例》（《人文与社会》学报第3卷第7期），作者对比了《宋书》《梁书》《隋书》中记载的吐谷浑起源传说，初步探讨了这三种起源传说体现的不同现象和含义，认为《宋书》记载的传说内涵儒家思想的描述，《梁书》记载的传说内涵佛教思想的描述，而《隋书》记载的传说则内涵现实情况的描述，它们的叙述模式直接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策略的影响，是当时政治策略的具体体现。

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陈淑萍的《敦煌写本〈大乘义章〉及其相关研究》（《敦煌学》第34期），发现历来论及净影慧远《大乘义章》古写本，主要以日本藏卷为讨论范畴，未曾涉及敦煌文献；而关于敦煌写本《大乘义章》之相关讯息，仅散见于中国、英国所藏敦煌遗书之叙录。文章就BD.07808V、BD.09861、BD.10364、BD.10396、BD.10991A、BD. 10991D、BD.12106、S.2742、ZSD045等9件敦煌写本为研究范畴，依佛教文献学的方法重新校理、整合，以发掘其彼此的关联，并借此显现《大乘义章》在隋唐时期流传的样貌。

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杨明璋的《敦煌本〈唯识大师无著菩萨本生缘〉〈唯识论师世亲菩萨本生缘〉之文本属性与故事源流》（《中国学术年刊》第40期），校录了抄写于10世纪中叶P.2680、P.3727两份写本上的《唯识大师无著菩萨本生缘》《唯识论师世亲菩萨本生缘》，考究其文体名称——“本生缘”，认为应该是“本生”与“缘起”的合称，文体特色应当是叙述拔苦令安乐的菩萨行因缘。作者认为，《唯识大师无著菩萨本生缘》的主要情节——割肉代狗为虫蛆所食，可在清代乾隆年间云增·耶喜绛称《菩提道次第师师相承传》等书中找到；而《唯识论师世亲菩萨本生缘》则应是以南朝陈真谛译《婆薮槃豆法师传》为基础，参考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敦煌本昙旷《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改写而成。并提出曾获吐蕃赞普邀请入藏而终未成行的昙旷，极有可能就是《唯识论师世亲菩萨本生缘》《唯识大师无著菩萨本生缘》二文本的作者。